黄色经济圈
黄色经济圈（英语：yellow economic circle[1]），是指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支持者以政治取态作区分所构建的经济圈[2]。其在消费时优先光顾政见及理念相似的食肆或商家（俗称“黄店”[注 1]），同时杯葛行为亲共[6]、支持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或支持香港警察的食肆或商家（俗称“蓝店”[注 2]），以及中国大陆资本旗下商家机构（俗称“红店”）[7][8]，希望达致民间互助效果[9]，借此获得资金支持运动[8]，为示威者创造职位[10]，进行专业培训和职业配对等[11]。同时希望供应链减少进口中国大陆货品[10]，打破亲共财团垄断[8]，故亦有评论称之为“消费逆权”[12]或反共经济圈[13][14][15]。
根据《明报》在2020年元旦游行中进行的调查，93.6%受访者表示会参与黄色经济圈，形式包括光顾“黄店”或抵制“蓝店”[16][17]。据《彭博商业周刊》引述沈旭晖的估计，黄色经济圈的市值可能高达1000亿港元[4]。不过，随着《港版国安法》生效后各种针对性的拘捕和打压[18]，有观点认为，“黄色经济圈”实际上已经正在瓦解中[19][20]。
历史
[编辑]专栏作家陶杰指，1960年代，香港亲共团体有自己的“红色经济圈”，例如日常用品光顾华丰、裕华、中侨等国货公司；穿大地牌恤衫、吃大白兔奶糖、梅林牌午餐肉，电影只看长城、凤凰等左派电影公司，又有左派工会、报馆、学校。同时，亲中华民国团体建构“青天白日经济圈”，小孩入读同济中学、珠海书院，百货公司有民生物产，读物有《香港时报》、《工商日报》与集成图书，众志成城即成经济圈[21]。
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曾有撑小店行动[22]，支持占领区内受影响的店家[23]，亦有杯葛电视台和“蓝丝”艺人等风潮，但风潮在当年随着政治争议降温而不了了之[24]。
黄色经济圈以抵制亲共“蓝店”和杯葛“红色资本”开始[25]。2019年6月，在反修例运动开始初期已有网民开始讨论食店政治立场[8]，将6月12日有否罢市、店铺电视是否有播放亲中共影片及旗下员工言论等看成消费的一部分[10]，又开始撤销中资银行户口、杯葛中资股等[25]。同月，网店“士多”创办人之一的凌俊杰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支持政府修例后，该店被纳入“蓝店”[26]，网民发起罢买行动抵制[2]。7月11日，“抵制tvb行动”专页成立，7月下旬，LIHKG讨论区出现抵制“蓝店”时应同时支持“黄店”的讨论，“撑黄罢蓝”现象开始陆续出现，当中又以餐饮业最为明显[25][27]，例如部分曾为游行人士提供免费饮食即被标签为“黄店”[28]。8月的首场三罢行动后，有网民开发“WhatsGap”地图软件，将曾支持三罢行动或反修例运动的食肆标签为“黄店”，帮助“黄店”吸引“黄”顾客[3]，后来亦有网民开发“良心guide”网站标记二千多家各行各业的“黄店”[29]，回馈在经济不景下仍不计成本支持反修例活动的店铺[10]，除此之外也出现“黄色”的士社交群组[8]。
在店内，有些“黄店”会设置连侬墙[30]，也有“黄店”在单据上印上示威标语[31]；而“蓝店”方面则有食店贴出“警队加油”等标语[31]。
2020年7月初，由于《港区国安法》在6月尾实施，有筲箕湾“黄店”被警员指店内文宣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需作清理[32]，亦有店铺如龙门冰室宣布退出黄色经济圈[33]。有店铺剩下空白便利贴，成为“空白连侬墙”，称明白者自然会明白[34]，一间尖沙咀的店铺则改文宣为“七一建党日 永远跟着党走”、“你已进入中国香港区域，请自觉规范您的行为”等[35]。
2023年3月22日，香港民主派“35+初选案”被告之一、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楠宣布与黄色经济圈“割席”。他于Facebook发文称“黄色经济圈是错误示范”，“指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并同时认为香港由治及兴，日后会继续服务香港，“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为国家出一份力。”[36]
2023年7月5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葵涌高威工业中心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作出煽动意图行为”拘捕4名26至28岁男子，包括已解散的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并指控其利用“惩罚 Mee”社交平台及手机应用程序，串联“黄店”牟利，同时吸取资金支援流亡海外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香港警方国安处表示会打击黄色经济圈，并称其为软对抗行为，声称此举是为了全面切断“海外反中乱港分子”的资金链[18]。有观点认为，“黄色经济圈”实际上已经正在瓦解中[19][20]。
理论
[编辑]专栏作家陈茂峰认为，黄色经济圈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以及雷切尔·克兰顿提出的身份经济学的其中一个例子[37]。该理论认为，消费行为能够反映个人身份认同，透过光顾商店获得身份认同的满足感，便能创造出个人效用函数上的经济上的贡献[38]，在现实生活中穆斯林只会光顾清真认证的食店即为一例[39]。而香港人喜欢光顾黄店或蓝店，亦令市民从中获得身份认同的满足感[37]。
《信报》一专栏文章则认为黄色经济圈不能被简化为政治标准的产物，并引述研究称《国富论》作者亚当·史密斯重视同理心在经济活动的作用，而经济活动发生的前提是有“共同的经历和不同人之间的感受力”；黄色经济圈正正是以共同情感去维系和发展，例如顾客会视乎店铺是否同情示威者来选择，此举也涉及一种亲疏有别的经济关系[40]。《信报财经月刊》分析则指出，黄色经济圈在营销角度上属于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 3.0理论”（Marketing 3.0）中的第三层营销手段——“价值观导向”，是底下两层“产品导向”与“情感导向”的升华[41]。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在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和《明报》的文章中指，黄色经济圈的论述现时仍将“黄色”（政治及道德）与“经济”分割，众多批评“黄色经济”的论述则依然是建基于一种对“经济”的僵化想像；黄色经济圈本应是体现民众理想生活愿景，是一个组织、分配资源的网络和制度，在营运模式、生产过程、物资供应、及消费社群等等范畴秉持及体现尊重人权的“黄色精神”，而这个经济网络亦要有制度确保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即卡尔·波兰尼所指的“不顺从一般信念习惯的权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42]。许宝强认为，“公义”价值的经济模式已逐渐成为全球趋势，如出现不少良心跨国企业及产销合作社[43]。
行动
[编辑]“黄店”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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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三罢行动后，有反修例运动支持者建立移动电话应用程序[44]，按食肆有否参与罢工或是否反共判断其是否符合“黄店”标准[8]，例如米猪连饮食指南会向食肆派发贴纸，以便食客辨识“黄店”[45]，亦有网站上用黄色标记支持运动的“爱港商户”，并用蓝色标记“亲共商户”[46]，令市民可以选择光顾价值观相近之店铺[47][48]，一些自2014年雨伞革命已表态支持香港民主的店铺则被称为“金店”（意为黄到发光）[8]。除了网络宣传外，有银发族团体发起名为“壮大黄色经济圈”活动，于商场内张贴海报和派发列出黄色经济圈商户名单的宣传品[49]。
感谢日、爆买日
[编辑]2019年10月10日双十节当日，有网民发起“全民黄店感谢日”，鼓励到“黄店”消费[50]，各区“黄店”出现人龙[51]。同月26日，亦有网民发起“爆买黄店日”活动，呼吁到全港十八区“黄店”消费购物，当日龙门冰室、飨车仔面和番茄师兄等“黄店”门外均有支持者排队光顾[52]。
和你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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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政府在2020年取消香港年宵市场干货摊位，有网民在2019年11月起开始计划在农历新年期间于香港多区举办“和你宵”，呼吁杯葛政府举办的年宵市场[53]，同时希望透过参与私人自办的年宵市场让“黄店”得而宣传产品或服务，同时为经济困难或需要工作机会的运动支持者，扩大黄色经济圈影响力[54]。然而，香港政府拒绝批出场地供部分“和你宵”活动使用，令黄埔的“和你宵”活动被逼更改形式举办[55]，而原定在葵涌邨平台举行的“和你宵”也被民建联成员组成的“议会监察”称宣传海报展示“连猪”，被房屋署要求取消活动[56]。年三十晚，政府在维园举办的年宵市场人流较往年疏落[57]，气氛冷清[58]，而荔枝角其中一个市民自发举办的年宵市场则较热闹，有参与者表示希望支持黄色经济圈[57]。
五一黄金周
[编辑]由于五一黄金周的“五一”与运动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不谋而合[59]，而“黄金周”的“黄”又和“黄店”吻合，故有团体发起在2020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惩罚”（即光顾）黄店的“五一黄金周”活动[60]。五一黄金周期间，“香城Online”、“香港良心guide”、民间记者会等团体联合发起黄金周支援黄店计划[25]，连续一星期透过购物支持黄色经济圈[61]，也希望支援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本地商家[62]，该计划有超过2,300个商户参与[63]，参与人士超过四十万[60]。有“黄店”表示只要消费者在“五一黄金周”内高举五一手势，或叫出运动口号[60]，便可获得优惠折扣[64]。
网络群组“香城Online”曾号召于五月一日举行“天马行动”，该行动一度被以为是全港快闪突袭“勇武”行动，后来主办单位公布行动唯一内容是“进攻黄店”[65]，是推广“五一黄金周”的消费活动[66]，呼吁市民支持黄色经济圈[65]。
2021年5月1日起，黄色经济圈展开一连9日的“五一惩罚祭”，“Mee 惩罚师”团队开发的黄店App“惩罚 Mee”下载排名位居榜首位置[67]。
“黄店”互助
[编辑]元朗水门鸡饭曾在2019年10月为挽救相邻同为“黄店”的清玉台式饮品，自己停售饮品，顾客持水门鸡饭单据可于清玉以九折买饮品[68]。及后，香港各区均有“黄店”合办推广活动，如在2020年1月有组织联合中西区30间“黄店”推出印花优惠，顾客在不同店铺消费满某金额可免费获饮品或小食，以分散人流[69]，及后该区“黄店”也推出折扣券平台“山下黄舍”[25]；大埔区亦有21间“黄店”在同年4月合同推出储印仔活动，只要集齐印章即可换领礼品，而限量VIP卡持有者将来也可于“黄店”享有优惠[70]；时任观塘区议员李嘉达则在同月表示正筹备以观塘区为试点的“印仔卡”制度，鼓励消费者支持不同“黄店”，“分散投资”[71]；旺角则有“黄店”商户组成联盟，派发优惠卡供顾客在联盟成员商户消费时使用[63]。
除区内合作活动外，外卖平台“香港街”自2019年10月起邀请香港各区“黄店”加盟，成为小店资源调配平台，并计划与香港另外十个“黄店”外卖组织合作。而“光时”和“重光号”等网购平台先后在2019年6月和11月成立，前者曾推出“黄店合作计划”，让“黄店”成为供应商，后者则曾发起“一人一黄店challenge”，呼吁大家在社交平台上介绍各行各业的“黄店”。曾经义载的电召客货车物流平台CALL4VAN就与各区黄店合作，成为其外卖伙伴。[25]
黄色电影圈
[编辑]台湾政治电影《返校》在香港只能于11间戏院上映[72]，宣传亦非常低调。[73]但有“黄色经济圈”网民呼吁大家支持《返校》，结果《返校》最后香港票房有1161万港元，成绩不俗。[74]
《孤城泪》导演Ladj Ly曾公开声援香港反送中示威者[75]，后来影片在香港上映时，“黄色经济圈”呼吁大家支持，[76]结果《孤城泪》香港入场人次接近6万，打破自2013年以来的法语电影香港入场人次纪录，亦以360万港元的票房成为香港史上票房第六高的法语电影。[77][78][79]
《十年》导演周冠威执导电影《幻爱》香港开画首日票房惨淡，“黄色经济圈”立即发起行动， 呼吁大家支持《幻爱》。[80][81][需要较佳来源]结果《幻爱》的香港票房达1529万港元并获得盈利[82]，更成为2020年全年最高香港票房的十大电影之一[83]， 对“黄色经济圈”打下强心针。[84]“蓝丝”亦注意到《幻爱》的香港票房佳绩，誓言要令亲共电影《时代》的票房大胜《幻爱》。[85]最终《时代》因为质素极低，连找戏院上映也有困难。[86]
Yellopen Rice
[编辑]为免外界只光顾知名“黄店”，杜汶泽喱骚自2020年1月起制作《Yellopenrice》，发掘较鲜为人知且急需支援的小店。《Yellopenrice》播出后备受欢迎，当中介绍的店铺在节目播出后往往立即其门如市，一解燃眉之急。[87][88]
抵制“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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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曾表态反对示威的店铺及商家被标签为“蓝店”，当中较广为人知者包括美心集团、优品360及吉野家等[89]。2019年7月，因有警员在大埔撕走连侬墙上的文宣，香港吉野家面书专页在一则贴文中以“狮子狗”（竹轮）的谐音讽刺此事，引起网民热烈讨论，惟贴文及后被删除[90]，香港吉野家的广告事务员工及广告公司也被母公司合兴解约[91]，此事引起网民反感并发起罢食行动[90]，吉野家也被标签为“蓝店”[92]。
抵制无线运动
[编辑]此外，由于无线新闻的报导被反修例运动支持者批评为亲共，故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亦被标签为“蓝店”[93]，发起经济制裁无线行动，整合在无线播放广告之品牌名单，呼吁市民罢买同时提供代替品，又提供信件格式，吁网友向各品牌发信及在其面书留言，告诉广告商，在无线落广告会带来反效果，吁考虑转用其他宣传渠道。截至2019年7月，宝矿力、活色生香等10家广告商暂缓在无线投放广告的计划[94]。
政府各部门打压
[编辑]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有多间“黄店”称曾被政府不同部门针对，例如多次被警察和食环署巡查，其中光荣冰室荃湾店在半小时内两度被查[95]，此外位于太子的“黄店”青花亭亦表示每日收到电话骚扰和订座甩底等滋扰行为[96]，《饮食男女》亦在现场实测后指出执法部门对“黄店”和“蓝店”的待遇有别[97]，例如警员在量度台与台距离时对“黄店”和“蓝店”会采用不同标准[98]，而民建联前北区区议员涉嫌违反限聚令大宴亲朋等则无人被检控[99]。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因此认为警方藉“限聚令”打压黄店[100][101]。而《港版国安法》生效后，打压力度进一步加强。
指卖口罩涉违商品说明条例
[编辑]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初期，香港众志曾称搜罗到逾百万个口罩，会以成本价与“黄店”合作售卖。2020年5月，海关拘捕香港众志常委梁延丰，检获935盒外科口罩，市值约9.35万元。海关指有网上商户透过餐厅食肆供应一款附有“NOT MADE IN CHINA”、“ASTM Level 1”、“BFE≥95%”、“Fluid Resistance”及“PFE≥95%”标示的外科口罩，怀疑附有虚假产地及效能声称。海关把试购所得样本送往化验所作含菌量测试，证实样本符合含菌量标准，然而由于商户一直未能证明相关口罩符合所作的标示声称，遂采取执法行动。香港众志声明称，预期政权只会变本加厉，以各种恶法针对港人自救抗争[102]。
壹碗壹碟
[编辑]2020年7月2日，即《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翌日，公民党成员林瑞华在社交专页发文，指位于筲箕湾东大街的壹碗壹碟在当日早上10时许，被4名军装警员以接获有人张贴违反国安法的物品为由到场，对他们说店铺在开始营业前是私人地方，但开门营业后则是公众地方，更警告店方若再被第三者报案，警方会作出检控。 而警方在店铺拍照后就离开，对于店铺违反国安法哪一项条目，警方则没有交代。事后，有关店铺在社交专页发文指要休业至另行通知为止。对于有关事件，林质疑港府利用国安法打击黄色经济圈，打压香港营商自由及表达意见的自由[103]。
La Tessa
[编辑]2020年8月14日，位于深水埗的餐厅La Tessa在社交网站发帖[104]，指餐厅于十日前的深夜，曾被5名军装警员在没有手令下，以其保安措施不足而为其把守借口，肆意在餐厅将文件逐份翻看，而且还将店铺中的柜桶和收银机逐个搜索和查看，而有关行为至店中一名厨师兼股东听到楼下有杂声才发觉。有关行为被发现后，警员便以“帮手看门口”作辩解， 更加曾说“黄店好好生意唔忧做啦”。对于有关行为，店主叶先生质疑警方入内调查的说法是“讲大话”，认为因该店是“黄店”及聘请不少“手足”而遭警方恶意针对，亦指已把闭路电视片段交由律师跟进。但是警方在其后回应中却指有关行为只是防止有罪案的巡逻行动，更反指人“指鹿为马”冤枉警员煽动仇警情绪[105]。
阿布泰国生活百货
[编辑]2021年4月9日，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在社交专页发文，指海关以怀疑多款泰国货品未根据《消费品安全条例》贴上足够标签提醒消费者小心使用为由，派出过百名贸易管制处人员到该店全港26间分店及仓库，检取市值近百万元货品，并到办公室拘捕相关职员。阿布泰承认疏忽，但质疑海关行动及检控实属“极端”。海关总贸易管制主任陈国雄表示，是接到举报后采取行动，并指海关过往亦有到仓库执法[106]。
光荣米线
[编辑]2023年8月26日，位于骆驼漆大厦第三座的“光荣米线”被地政处警告违反地契，指大厦只淮用作工业、货仓用途，要求光荣米线停业，否则向业主钉契。[107]由于光荣米线有黄色经济圈的政治立场，而同一座其他四十几间食肆都没有收到警告，所以被质疑是选择性执法。[108][109][110]之后，大厦近半的食肆暂停营业。[111]
警方国安处打压
[编辑]惩罚 Mee为黄色经济圈一个主要的手机应用程序，提供黄店资讯及让用家透过光顾黄店获得积分优惠。2023年7月5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葵涌高威工业中心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作出煽动意图行为”拘捕四名26至28岁男子，包括已解散的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警方国安处指香港众志解散后成立“惩罚 Mee”社交平台及手机应用程序，吸取资金支援流亡海外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香港警务处进一步定义黄色经济圈为软对抗，表明会进行打击。[112]一日后，警方在机场再拘捕一名24岁男子，为前香港众志常委朱恩浩，他在机场准备搭飞机往台湾时被捕。[113]
在2023年被港府悬红通缉的港人刘祖廸和蒙兆达均表示不认识相关组织和被捕人士。刘祖廸形容港警声言“惩罚 Mee”资助自己是“匪夷所思”。[114]
五名被捕人获准保释，而惩罚Mee亦停止运作及下架。其后，另一提供黄店资讯的“终极黄蓝地图”在8月29日亦宣布，随着社会气候转变及风险增加，将“黄蓝地图”及网上程式“柠檬地图”一并下架。两个月内，两个主要的黄色经济圈资讯平台均告消失。[115]
影响
[编辑]“黄店”
[编辑]“黄店”方面，有部分店铺表示因黄色经济圈而得益，例如旺角陆陆鸡煲负责人称“晚晚座无虚席”[116]，一间参与中西区“山下黄舍”平台的饺子店称加入平台后生意急升[117]，亦有屯门理发屋称表态后虽然流失“蓝丝”旧客，但一直有新客人光顾[118]，CALL4VAN则称生意自10月起显著上升，台费收入较6月增加三倍，司机数量增加四倍，订单量增加八至十倍[119]。铜锣湾一间名为“木卫二铸茶所”的饮品店，因为支持示威者而获标签为“黄店”，自此每日生意额增加了20%到40%不等[120]，而位于朗豪坊的饮品店“一芳”则称在10月26日“爆买日”当日的开业4小时内售出逾300多杯饮品，逢周六光顾的客人也有所增加[121]。《彭博商业周刊》访问卑利街一间餐厅的东主，东主表示有顾客会额外付钱，而其生意从每日约40美元急增至900美元，认为黄色经济圈拯救了其生意；另一间位于香港大学附近的汉堡包店称疫情期间几乎每日“都像一尊佛般坐着等生意”，但经一个Facebook专页宣传后吸引大批顾客，店铺库存的一百个汉堡在三个小时内售罄，此后的营业额也颇为稳定[4]。
在2020年的“五一黄金周”中，有报导指不少“黄店”出现人龙，而“蓝店”人流明显有所不及[122][65]，有在店外贴上反修例文宣的旺角“黄店”称食客较平日多一至两成，店主表示未知是否受“五一黄金周”带动[123]；有铜锣湾“黄店”表示受疫情影响生意减半，但因“五一黄金周”而增加五成生意，店主认为黄色经济圈有效，但需适应此新的消费模式[124]；一间位于葵涌广场的台式饮品店表示“五一黄金周”首日生意和人流逆市升约一成[65]；一间位于深水埗的网络系统工程“黄店”称平日散客不多，但在“五一黄金周”期间营业额比平常公众假期增加50%左右[60]；而以“抗衡中资产业”为卖点的网购平台“重光号”则称“五一黄金周”期间订单量增加七成[25]。发起“五一黄金周”的团体估计营业额超过一亿港元，参与人数超过四十万人[125]。
2023年7月，香港警方国安处将涉嫌营运“惩罚 Mee”平台的成员拘捕，并表示会打击黄色经济圈。事件影响到释囚创办团购平台“荔记”在7月6日宣布结业，包括删除Facebook专页和instagram大部分贴文。[126]
“蓝店”
[编辑]“蓝店”方面，在运动早期已被列为“蓝店”的网店“士多”[26]，其对手HKTVmall股价在事件发生后半个月升幅达45%，有专栏评论认为此次罢买行动令“士多”客源及订单量转投HKTVmall[127]。在10月26日“爆买日”当日，吉野家在旺角豉油街分店午饭时间只有数人光顾，而优品360旺角弥敦道分店更因没有顾客而出现职员聊天的情境[121]。在2020年“五一黄金周”期间，被标签为“蓝店”的潮苑餐厅称附近大学生不来光顾，但否认该店为“蓝店”，主张没有政治立场[128]。除此之外，被称为“蓝店”的红磡冰室因生意额大跌，自2019年11月起寻求将全线6间分店转租他人[129]。茶饮店喜茶因其内地品牌的身份而被标签为“蓝店”[130]，遭受支持黄色经济圈的网民抵制，生意受到打击，八间分店中有六间需停业[131]，而另一被抵制的“蓝店”[93]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2019年下半年的广告收入只有7.74亿元，按年下跌40%，公司解释指原因为“因为社会动荡”，导致广告预订出现取消及延迟[132]，而区家麟在《香港独立媒体网》的评论则认为抵制行动有成效[133]。另一被杯葛的美心集团主要股东牛奶国际称美心的盈利贡献按年下跌22%，影响集团盈利能力[25]。位于香港仔的珍宝海鲜舫因自由行游客大跌，需在2020年1月裁掉一半员工，并于3月暂时关闭，《彭博商业周刊》认为原因是何超琼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评示威者，故社交媒体上没有出现希望“黄丝”食客拯救该店的呼吁[4]。
但也有部分“蓝店”情况较理想，如亲建制派支持者杨明有份投资的店铺“炖”虽因杨高调撑警而引发网民罢食，但同时也有大批“蓝丝”支持[134]，《香港01》更在1月7日报导其店铺门庭若市的盛况，杨明入店时更有食客欢呼打气[135]，及后《苹果日报》报导则指当日盛况仅是因为店方派发50元现金券而造成[136]。而“炖”最终在2022年全线结业，只余下网店。[137]而位于西九龙中心的“空姐牛肉饭”被划为“蓝店”后，生意三日内急跌五成，失去以前以学生为主的大量生意，但经网媒《港人讲地》报导后获很多“蓝丝”来支持[89]，也因获得警察群组大量订饭而避免倒闭[138]。
台湾
[编辑]在台湾，2019年11月的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发生后有文具店宣布停止发售中国大陆品牌商品，其行动获当地22间文具店支持，此外亦有台湾独立乐队农村武装青年宣布将巡回演出的全数盈利捐予香港星火同盟，被称为是台湾的黄色经济圈[139]。
英国
[编辑]居英港人组织“暖气军师撑香港”参考香港的“终极黄蓝地图”，推出英国版的黄蓝地图，标示支持和反对抗争的商店[140]。
评价
[编辑]正面
[编辑]政治人物
[编辑]时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认为黄色经济圈是一个机会，让香港改变以往倚赖大量中国大陆人士到香港消费奢侈品的消费模式[122]。时任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就中联办批评黄色经济圈回应指，中联办连香港人光顾何间餐厅都要管是“过了位”，又认为中联办在黄色经济圈概念出现多时后才批评是“要为建制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造势”[12]。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在“五一黄金周”期间曾到“黄店”膳心小馆担任“一日店长”负责收银[141]，并指黄色经济圈有发展和增值空间，可贡献民主运动[142]。同党的立法会议员谭文豪也曾亲身驾驶的士宣传“黄色”的士台，强调黄色经济圈不限饮食一环[143]。时任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在评论中指商界和政府官员曾说黄色经济圈不可行，但经济圈已经维持接近一年，“黄店”龙门冰室(其后退出)等逆市扩张，反观“蓝店”店内“空空如也，不是假象”[144]。
学术界
[编辑]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客座助理教授曾国平在《am730》撰文回应施永青观点时认为，黄色经济圈只是市场按消费者需求而投其所好，是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结果[145]，又认为黄色有价的话“黄店”自然生意好，不然自会无疾而终，一切由市场决定[146]。前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总编辑Jacky Ao认为，黄色经济圈提供契机给让市民不付出更多时间即可光顾本土小店，可打破香港大财团垄断[147]。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锺剑华指黄色经济圈概念“非新鲜事”，认为这种消费模式强，“不会因政府和警方的打压而改变”，又认为若政府继续漠视民意，“相信黄色经济圈的消费模式会持续”[65]。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黄伟豪指，黄色经济圈的出现是为了要抗衡和消除由“蓝色经济圈或红色经济圈所带来的恶”，如航空公司和银行等商业机构在反修例运动期间，辞退参与示威活动的员工或拒绝向他们提供服务[148]。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颖娴认为，消费者有自由选择价值观相近的店铺，达致“最大效益”[149]，商户则作为宣传迎合去赚钱[150]，以政治包装的营商行为与主张环保的产品相类似[151]，相反有些商户不敢在某些报章刊登广告、有公司要求员工噤声等更值得令人关心[152]。她又认为“五一黄金周”活动鼓励大家消费，对疫情下的经济寒冬有一点帮助[125]。同为香港大学的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黄色经济圈是“由消费者运用自己的消费权”，自由决定在何处消费，乃“资本主义的精神”[153]。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韦森费特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认为，亲中共人士一直经营“蓝色经济圈”，在文化经济领域打压民主派[125]，又多次杯葛“伤害了中国人感情”的艺人或品牌，因此他们批评黄色经济圈属双重标准[154]，并以伊斯兰金融、绿色产品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杯葛南非经济运动为例，说明黄色经济圈潜力无穷[154]。美国克莱门森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认为，黄色经济圈的现象跟公平贸易相似，消费者按照其品味而选择店铺[8]。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在《外交家》撰文指，黄色经济圈目前面对政府打压和内部分歧等挑战，但有潜力发展成全球性的生态系统，透过黄色经济圈为香港建立一个自由于威权主义的未来，又认为中联办批评黄色经济圈是指责受害人[155]。
媒体
[编辑]《众新闻》主笔杨健兴认为疫情下游客数字大幅下跌，民间推出黄色经济圈乃是“社会自救、鼓励消费”，质问“如何违反自由市场规律”；又指5月1日未有出现亲中报章预告的“黑暴”，只有“黄店”排长龙的热闹场面，故认为宣传机器因此唯有“转移目标，攻击黄色经济圈”[156]。同报的“中产平民”专栏认为找“黄店”成本不高，且每位消费者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餐厅，认为批评黄色经济圈人士只是不满其影响“蓝店”生意[157]，又指黄色经济圈只是对“红色经济圈”或“蓝色经济圈”的应对措施，批评者不应以双重标准看待[158]。《立场新闻》一篇署名“TaxiMan”的读者投稿人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的批评，回应指若黄色经济圈难以维持则其不会长久，毋需局长忧心；而黄色经济圈若成功则可增加职位，使市民受益[159]。
时事评论员黄世泽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策动香港商界杯葛《苹果日报》，建立“红色经济圈”在先，因此黄色经济圈是共产党逼出来，而建制派猛烈批评是因为黄色经济圈成功威胁他们[160]；黄世泽引用Salesforce在2019年发表的有关消费者研究报告[161][162]，指香港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商家的立场是避无可避的趋势，建议商家可顺应市场“转黄”[163]，而参与黄色经济圈与参与公平贸易分别不大[164]。同为时事评论员的刘细良在《苹果日报》发表的评论中认为，中联办高调批评黄色经济圈，反而令市民敌慨同仇，令“五一黄金周”出现黄店大排长龙的盛况，黄色经济圈“肯定大有可为”，还可以扩展成为香港本土企业伦理运动[165]。专栏作家李碧华在同报的专栏中指“都是花钱的爷们，当然自己话事”，认为中联办“插手干预港人生活方式吃喝喜好，才是罔顾自由市场规则”[166]。新闻工作者陈帆川在《明报》发表的评论中认为，建制派阵营将黄色经济圈与“装修”（破坏）商店联系起来、相提并论是抹黑黄色经济圈的说法，因为绝大部分人根本不会闯入并破坏“蓝店”，反而是许多香港人因不参与暴力抗争才发展黄色经济圈，延续“和理非”力量[167]。
负面
[编辑]政府及政治人物
[编辑]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认为黄色经济圈只会令市民受损，长远未能运作下去[168]。立法会议员陈健波认为黄色经济圈是“政治打压”，想赶绝亲建制派的支持者[169]。自由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人认为消费者有选择权，但不应破坏其他立场的商户[121]，但他亦表示未见过以政治理念挂帅去维持饮食业的生意有成功例子，又质疑有“黄店”大排长龙可以是“假象”[170]。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批评有人炒作“黄色经济圈”，认为连没有表态的商户也受到排挤是“剥夺香港的言论自由及经商自由”[171]，又在立法会会议上形容“黄色经济学”为“蠢人经济学”、“傻人经济学”[172]。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珮帆认为黄色经济圈是“暴徒用于分化市民的‘圈套’”，又称“如果一盘很好的生意只是因为老板的个人政治取向就被杯葛，不能继续下去是十分可惜的”[173]。
香港中联办在2020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发表声明，指“黄色经济圈”“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撕裂”、“是一种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174]。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周春玲在《文汇报》撰文，认为黄色经济圈不是经济学上真正意义的“经济圈”理论，而是用“经济”词汇包装的政治运动，动摇不了大型资本和华资企业的根基，却会伤害中小企业，导致新一波的失业潮，并会摧毁香港经济[175]，又批评黄色经济圈是企图藉经济活动延续暴乱及与“中央决战”，是“经济港独”[176]。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指黄色经济圈“理论上不存在”[177]，又曾呼吁民众举报违规“黄店”，“依法装修黄店”，例如涉嫌违反消防条例、卫生条例、排污条例等情况出现时，应该找政府部门跟进，或者找当区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跟进[178][179]。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胡晓明认为需尽快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将外国势力、黄色经济圈和港独分子连根拔起”[180]。
学术界
[编辑]美国维珍尼亚理工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曾国平认为，即使坊间对店铺标签“黄蓝”立场，但店员和幕后老板的立场可能相反，容易造成误判[181]。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东方日报》专栏作家及时事评论员陈伟强认为，自由经济的可贵之处在于店方不论顾客身份均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而现时黄色经济圈提倡的政治立场先行已是违背自由经济的精神，甚至可以视之为不文明、歧视性的行为，又指曾听说有部分店铺本身是政治中立，但为了保护自己而只好自称“黄店”[182]。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经济学讲座教授刘遵义认为，黄色经济圈“只会令750万人‘变黄’”，不会有所作为，而且是“严重歧视的行为”[183]。
商界
[编辑]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认为黄色经济圈不可行，没法自成体系，自给自足[184]，而且香港实施自由市场制度，当中以自由选择为基础，抵制本身虽无问题，但如果妨碍到他人作出选择，例如使无展示“黄店认证贴纸”的商户受压，便不是好的社会风气。[151][185]
媒体
[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批评黄色经济圈是在搞“颜色经济”，将畸形的意识形态注入市场，开历史倒车以及是排除异己的手段，并且剥夺市民消费选择的自由，损伤市民经营活动的自由[186]，是“丧失理智，步入歧途”[187]，“注定是一个笑话”[15]。
《点新闻》认为因立场支持“黄店”是很荒谬的事，又指黄色经济圈已经濒临崩溃。[188]《橙新闻》时事评论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朱家健认为，黄色经济圈是“票房毒药，难成大器”，打击自由经济秩序，是在借暴力来威胁“蓝店”和光顾“蓝店”的顾客，企图拿下“对手”，破坏原有的经济生态秩序，而且目的或许是在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巩固饮食界和零售界的泛民主派票源[189]。
《东方日报》时事评论员兼前屯门区区议员陈云生指，近月接二连三有店铺因政见不同而遭破坏，形容区分“黄蓝”的行径有如散布白色恐怖，排除异己，批评有关做法影响经营者和普通食客，促请政府必须正视及严惩暴行[182]。同报一则由程万里所撰的评论文章认为，“黄店”若须上缴若干收益用于“抗争”，即是支持示威，是“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190]。《文汇报》报导称“黄店”放置捐款箱收取善款作法律支援经费，但店方却没有交代捐款账目去向等，又引述大律师马恩国表示若捐款用以捐助违法活动，捐款者有机会干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八十九条，是“协助犯”，与教唆犯及从犯的罪名和刑罚一样[191]。郝铁川在《大公报》撰文指黄色经济圈严重违反《基本法》、《商品说明条例》和《竞争条例》，是要“颠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又指某些学者歪曲身份经济学的原意，是“学术造假、不值一驳”，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是“诚心诚意地在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192]。新闻工作者陈帆川在《明报》评论指“黄店”定义太过于广阔，认为虽然可以激励商家表态，但未必可形成理想中的经济圈[167]。
参见
[编辑]- 蓝色经济圈
- 良心消费
- 个人即政治
- 身份经济学
- 台湾手摇茶业者政治表态事件
- 抵制、撤资、制裁：针对以色列的抵制运动
- 南非撤资运动：针对南非的抵制运动
- 抵制雀巢运动
- 2021年缅甸抗议活动 § 抵制军方运动：杯葛军营电讯、啤酒等
- 米猪莲
- 连侬墙 (香港2019年)
注释
[编辑]- ^ 媒体对“黄店”使用黄色的原因有不同解读，《纽约时报》认为黄色象征雨伞革命中抵抗警察胡椒喷雾和催泪弹的黄色雨伞[3]，《彭博商业周刊》认为黄色是对19世纪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致敬[4]，《联合报》则认为黄色来自曾佩戴黄丝带的占领行动支持者[5]。
- ^ 《彭博商业周刊》认为蓝色代表了香港警察制服的颜色[4]，《联合报》则认为蓝色来自建制派穿着的爱港蓝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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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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