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特·饶申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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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申布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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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61年10月4日 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 |
| 逝世 | 1918年7月25日（56岁） 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 |
| 知名于 | 社会福音运动的关键人物 |
| 信仰 | 基督教浸礼宗 |
华特·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1861年10月4日—1918年7月25日），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及浸信会牧师。他在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中是一关键人物。他于1907年晋升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从此，直到他于1918年过世这个期间，他以传道者、讲师、以及作家为大众所注目。其著作有五大著以及其他较小篇幅的文章发表。他是当时美国盛行的社会福音运动中的先驱者，并影响了当代美国新教。他在美国教会史中，亦被称为与十八世纪之美国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并驾齐驱的神学家。
思潮的源流与所面对的挑战
[编辑]华特·饶申布士出生于纽约的罗彻斯特。他的父亲是奥古斯都·绕申布士，在美的一位德国籍传道者，于1846年抵美；居美期间，他开始质疑受洗的观点(他本是路得宗)，于1850年加入浸信会；他是罗契斯特神学院的德文部门的教务长兼教授（1858年－1888年）。 父亲所处的神学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年轻的华特·饶申布士，也成为了华特·饶申布士后来主张的社会福音神学思想之基础。他也曾受过美国与德国的教育。
如一般人一样，他也经历青少年反叛期。在他17岁的时候，他经历了重生的经验。他自己写著:“这经验渗入我的灵魂深处。……我来到我的天父前，祈求祂的帮助，也得到了。”[1] 他深深感受到一股热忱要“传道和救灵魂”。
因此，他毕生往实际活出主耶稣的教导为念。1886年，他毕业于罗契斯特神学院。因为对于基督的委身，使他愿意牧养一所德文教会。这教会座落在纽约市西边，与一处称为“地狱的厨房”的地区不远。这教会的会众由社会蓝领阶级人士组成。年轻热忱的牧者华特．饶申布士警觉到他们在贫困与疾病中的挣扎，由其在经济不景气更为明显。他们的疾苦使他必须面对社会的问题。
就如他所说的社会福音的观点:“不是沿伸自教会，而是出自教会外。它源自个人与贫穷的接触，当我看见人们一生与贫穷抗争、毕生劬劳；强壮的男人乞求工作却得不著。孩童们的死亡!喔! 孩童们的葬礼!他们深深抓住我的心，萦绕著我的心思:“为什么孩童们必须死?”的问题 ” 有一次，他罹患流行性感冒，但他隔天还是早早起床，为了去照顾生病、需要的会友。于是，在未痊愈的状况下，感冒的病毒再次加害，使他失聪。然而，这样的损失并没有阻扰他积极改善社会的动力。他是一位与会众一起受苦的牧者。
当时盛行的神学风气是新教，所涵盖的基本教义有唯独圣经、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然而，其教义有稍微变更和延伸发展成圣经直译主义以及替代赎罪论。与深涩的神学成比对照地却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现实面:工业改革、土地与人民、劳动与工资、政治民主的崩溃、童工等等的问题。童工问题，也就是孩童早早就从事工厂的工作，如矿业、磨（面粉）坊、纺织业、兜售报纸等。孩童们被剥削读书上学的机会，终日与工作为伍，有些甚至年纪轻轻就抽起烟来。当时的神学几乎停留在云端上，并没有关怀到如此社会的现象。因此之故，他无法等闲视之，就终其生试图把神学与社会两者间的缝隙衔接起来。
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一方面对抗启蒙运动的挑战，一方面对付怀疑论；这段时间的神学成就强调临在性。十九世纪复原教自由派的神学，最后由立敕尔集大成。[2]立敕尔影响了当时的基督教神学，当时的神学专注于另一个世界，而对现实的伦理发展没有影响，立敕尔发掘出道德化的力量，并影响了那一代的牧师和基督徒教师，因而发展出“社会福音”。[3]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为立敕尔的学生，受到立敕尔学派强调“道德的天国是福音的中心和精神”之思想影响，投入社会福音运动，并将立敕尔的自由思想带往新的方向。
饶申布士不是一个立敕尔派，但他的神学主旨却类似于立敕尔的自由主义，他强调历史上的耶稣是上帝国的开创者。他认为人已经陷入自己的精神性冲动与自然冲动之见的斗争中，并从伦理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拯救。饶申布士用一种进化的有神论，和一种更接近美国人思想倾向的社会进步主义，来与立敕尔主义的论点相结合。饶申布士在教会中发现，基督教长期的退隐于社会，而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才有可能看到社会福音“以神圣生命的力量再度爆发出来”，他重新发现耶稣的关于社会性的救赎信息，并要现代神学按此标准重建，这种神学重建的关键就是上帝国。[4]
贡献
[编辑]1897年，他毕业后的第十一年，华特．饶申布士回到母校罗契斯特神学院教书。然而，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教会历史的教授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于1907年执笔并出版了第一本书，《基督信仰以及社会危机》（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1907年适逢面临经济风暴。他在此书的序言中提及他著书的对象，也就是他牧养了十一年的教会。他著书的目的是为了偿还这笔爱的债务，并希望可以借此书减轻他们所负的压力。他的论文以“基督信仰最基本的目的在于改造现今人类的社会成为上帝的国度，使其中所涵盖的一切关系都可经历更新以及依照上帝的旨意重新构成” 为核心信息。
他的书引起了社会热烈反应，呼吁众教会的牧者以及信徒们都极需及时，从基督徒的观点去面对处里当代社会的诸般问题。他即时成为了社会福音的前锋，直到1918年因罹患癌症而逝世。
他一生关注上帝的国度的充分意义，以执笔和言语表达的方式详尽说明。其他的著作有:《社会觉醒的祷告》 (Prayers of the Social Awakening)(1910)、《基督化社会秩序》 (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1912)、《耶稣的社会原则》 (The 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1916)、以及《社会福音的神学基础》 (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1917)。
上帝国
[编辑]上帝国之概念，对华特‧饶申布士来说，是一项深邃的属灵观点，是耶稣的教导之核心，以及涵盖整个人类与社会的观念。就如他在《基督化社会秩序》一书中的结论中提及:“这是一本从头到尾全是宗教的书。它所关心的完全是上帝国与人类得救的事。上帝国也包括经济生活在内，它意味著以基督的思想与精神去逐渐改变并改善人类的全部事务。”[5]
对他来说，上帝国不是人类造成的、在地上的乌托邦。他特别强调，“上帝国的来源是来自神的，不只是来源，也包括其过程与结束。上帝国是上帝彰显祂的能力、公义、以及爱”。[6]
他深知这样的境界可以是现世人们之间的事实，亦可在时候满足时之未来的盼望。他更相信上帝国不断地在进展中:“公义的国的进展一直就是分期发展的，就像我们的成圣那样。人类在时间到来时即将到达终点，天文学上的时钟已经发出滴答之生，最后它总要敲打。同时，我们是向著上帝的国前进，每一小部份的实现都使我们获得若干报偿，都使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实现。”[7]
于是乎，他极力呼吁人们:“每一个人可以和上帝一同创建上帝国，也可以阻扰上帝国的进展。上帝国是我们每个人的至上任务，和上帝给我们的最高礼物藉著把它当作任务来接受，我们才能觉得它是礼物。藉著为它作工，我们才能进入那作为我们故乡和住宅的上帝国的欢乐和平安的领域。”[8]
对社会福音的质疑
[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著社会福音，战争后的经济大萧条使人对社会福音的乐观期待下降。1914年后，饶申布士面对各方的质疑：前千禧派 (premillennialism) 威廉韦利(William Riley) 指责他否认基督的神性；[9] 同侪划清界限，质疑他持“和平主义、非暴力的”反战态度，却拥护德国；表面追求“社会正义”，却漠不关心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10] 饶申布士感叹世界大战让他和社会福音盟友措手不及：“1914年的大战是对爱的崩解最庞大的指证。当一个国家不再承认她与另一个国家在社会上的一体性，道德马上崩解，而仇恨、残忍、谎言也将如洪水一样暴冲而来”(Social Principles, p. 26)。此外，饶申布士对种族议题上的偏见和对性别议题的忽略，使以他为首的社会福音成了只能代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白人男性中产阶级新教徒”的意识型态。[11]
1917年4月，饶申布士在美国正式宣布参战时，在耶鲁大学展开四场演讲。同年11月，由麦美伦公司出版《社会福音的神学》。基督教人士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负面的，指控包括太“黎彻尔主义”（Ritschlian），认为饶申布士舍弃基督教教义，特别是赎罪论，以“人为的替代物 ”（man-made substitute）取代基督教。两本教会的学术期刊——《长老宗》(Presbyterian）与《路德宗季刊》(Lutheran Quarterly) 批评《社会福音的神学》的非正统性，把历史的基督教义，混同当代的基督徒社会行为。[12]
学者对饶申布士最主要的控诉是“黎彻尔主义”或“自由主义”。金恩(Wiliam McGuire King) 控诉其“神学上的观念论、伦理上的直观主义、上帝的内在性、及进化论式的进步主义”。[13] 饶申布士毫无批判性地认可美国式民主制度，视为上帝国的地上模式，宣称“生活愈科学，愈靠近基督：强调经验多于教义、理性多于奇迹，历史的耶稣，而非奥秘的基督，上帝国为伦理的，而非得救的实体，十字架为代罪性的受苦而非法庭性的赎罪”。[14] 而对饶申布士最大的攻击，来自美国新正统主义的尼布尔兄弟 (Rcinhold & Richard Nicbuhr)。《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的作者小尼布尔把饶申布士和康德、史莱马赫、黎彻尔等放在“基督属乎文化”(Christ of Culture）中，细数他们的罪状：“杜撰耶稣的生平，怀疑神学的合理性，并企图拆解启示。”而最严重的是“轻看人的罪性，只把罪归于某种社会制度，而不在人类‘纯粹’的灵魂内，即便犯罪了，也很容易得到‘复原’。所以。人类自己已无异那战胜社会之罪的终极力量了，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律法，而不是恩典！”[15]
二十世纪初期，上帝国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转向：维斯 (Johannes Weiss) 和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 完全扭转了自由主义的现世上帝国观。神国“已济而未济”的观念随著耶肋米亚斯 (Joachim Jeremias） 的世纪论述，成为当代学术主流，打击著饶申布士极力维护的“现世主义式”的上帝国。即使知道他立场的危殆，他却无力或无意作改变。饶申布士为了上帝国的地上性质，几乎拒绝所有的末世观。关注终末世界的天启主义 (apocalypticism）对他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在他眼中， 神国是“现在”而非“未来”，是“己经”而非“尚未”。忽视了耶稣“末世宣讲者”的可能性。[16]
饶申布士最大的问题是“把上帝国视为道德的概念”，而最大贡献则在于“把上帝国的道德命令放置在每一个基督徒面前，呼吁他们反思救赎和道德行动的关系”。[17]
参考书目
[编辑]- Evans, The Kingdom is Always but Coming.
-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 Ramsay, william M. Four modern prophets: Walter Rauschenbusch,Martin Luther King, Jr., Gustavo Gutiérrez,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6.
- Rauschenbusch, Walter.,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17.
- Smucker, The Origins of Walter Rauschenbusch’s Social Ethics.
- 《绕申布士社会福音集》，赵真颂译，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
- 黄怀秋。《神圣的探问：经典宗教学家引论 》。 新北市: 台湾基督教文艺, 2013。
参考资料
[编辑]- ^ Ramsay, william M. <<Four modern prophets: Walter Rauschenbusch,Martin Luther King, Jr., Gustavo Gutiérrez,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1986。
- ^ 葛伦斯、奥尔森，《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合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0），27。
- ^ 葛伦斯、奥尔森，《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合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0），68。
- ^ James C. Livingston，《现代基督教思想》，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523。
- ^ 《绕申布士社会福音集》，赵真颂译，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303.
- ^ Rauschenbusch, Walter.,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17,139
- ^ Rauschenbusch, Walter.,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17, 227.
- ^ Rauschenbusch, Walter.,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17, 141.
- ^ Evans, The Kingdom is Always but Coming, 258.
- ^ Evans, The Kingdom is Always but Coming, 263-310.
- ^ 黄怀秋:《神圣的探问：经典宗教学家引论 》(新北市: 台湾基督教文艺, 2013), 页158-160。
- ^ Evan, The Kingdom is Always but coming, 298-299.
- ^ William McGuire King, “History as Revelation in the Theology of Social Gospel.” in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76 (1983), 100; quoted in Evans, the Social Gospel Today, 3.
- ^ Smucker, The Origins of Walter Rauschenbusch’s Social Ethics, 6.
- ^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83-115.
- ^ 黄怀秋。《神圣的探问：经典宗教学家引论 》：（ 新北市: 台湾基督教文艺, 2013），页163。
- ^ 黄怀秋：《神圣的探问：经典宗教学家引论 》（ 新北市: 台湾基督教文艺, 2013》，页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