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會悟
王會悟（1898年5月20日—1993年10月20日），女，生於浙江桐鄉烏鎮觀后街14號，李達的夫人。[1]
生平
[編輯]王會悟生於浙江桐鄉烏鎮一個書香人家。父親王彥臣是清朝秀才，開有私塾，母親精於刺繡。有2個哥哥2個姐姐。從小沒有纏過腳。6歲起，王會悟隨父親讀書，同學包括沈雁冰等人，按輩分王會悟是沈雁冰的表姑。[1]茅盾沈家與王家是多代姻親世交，有王家女嫁給沈家的，也有沈家女嫁給王家的。茅盾的祖父是王會悟父親的姑媽所生。王會悟的父親王彥臣開辦了鎮上有名的書塾，6歲的王會悟與8歲的沈雁冰（沈德鴻）為該書塾同學。約半年之後，沈雁冰轉學至「立志書院」，又升學至「植材小學」讀高小，但兩人課餘經常結伴。沈雁冰有空就聊新學堂的新鮮事，或教王會悟一些新課本上的新知識。
父親因涉訟蒙冤，發配東北關外，最終客死他鄉，時年41歲。從此家中生活靠母親繡花度日，故孩子的教育也因家道中落受阻。王會悟只得從省立（嘉興）二中師範科輟學回家。回到烏鎮後，王會悟接替父業在家鄉教書，沈雁冰向王會悟介紹了方英女士在嘉興成立第一所女子學校——嘉興女子師範學校的榜樣。王會悟先說服母親後，向本鎮寶閣寺的和尚借了一個殿堂，獨自辦起了桐鄉縣第一所女子小學，學生們親切地稱她「小王先生」。其時，這位小王先生只讀過一年多的師範，年齡只有十三歲。因受烏鎮當地封建保守鄉紳和縣裡不作為官員破壞，王會悟創辦的女子學校不得不關門。1913年下半年進入方英校長開辦的嘉興女子師範學校招收16周歲以上的女生，不用交學費，只收書雜費。1914年夏天，以優良的成績預科畢業，想再讀四年正科，但母親交不出書雜費，只能回烏鎮應聘到湖溪小學教書。
1916年，王會悟考入湖州湘郡女校（教會辦）學習英語。因家裡無法支付昂貴的學費，王會悟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一邊學習，一邊兼做校園清潔工或去牧師住宅教牧師夫人學中文。還有出國留洋進一步深造的想法，因為學校免費保送。但是，學校有規定：必須信教。對於外教人，不會考慮。王會悟看到1918年初出版的第四卷第一號《新青年》改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符號後，當即也用白話文給陳獨秀寫信，表達決心為民主自由而戰的豪情。她在忐忑之中終於等來陳獨秀的回信，在信中，陳獨秀欣喜新文化運動已經深刻影響到了教會學校，勉勵王會悟多學多思，做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新時代新女性。[1]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王會悟與同學向校方提出罷課遊行要求，但教會學校不允許女生上街。王會悟與毛彥文、朱曦、陳達人等六人被推選籌組學生會，藉助湖州學生會力量，於5月8日晚上集會，有人還割破手指，血書「良心」以表決心。次日，湖州地區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學、浙江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和湖郡女校等七所學校的學生在府廟集中，通電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王會悟走在示威遊行隊伍的前列，手舉標語，高喊口號：「廢除二十條」「還我青島」等。
1919年9月，王會悟在沈雁冰的幫助下，離開學習生活了三年多的湖郡女校去上海。沈雁冰為王會悟介紹擔任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辛亥革命元老黃興夫人）的秘書。沈雁冰告訴王會悟，徐會長委託他找一個聰明伶俐、英文很好，有寫作和辦事能力，有為婦女解放而奮鬥決心的新知識女性做秘書。幫徐宗漢整理書桌上的文件時，發現了一本叫《解放與改造》的雜誌，裡面有篇署名作者李鶴鳴的《女子解放論》文稿引起了她的注意。此文剖析了男性中心社會的由來，揭示了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喊出了「女子也是人」「男女共有世界」的口號。作者真名就是李達，筆名鶴鳴、鶴。五四運動期間，李達作為留日學生總會代表歸國參加學生界活動，同中華女界聯合會常有聯繫。1920年8月，李達抱着「尋找同志干社會革命」的目的，從日本回國，匯入陳獨秀、俞秀松等人的建黨行列。1920年，王會悟在上海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最早加入青年團的成員之一，與李達志同道合。1921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今南昌路）漁陽里2號的陳獨秀家的客廳舉行婚禮，只辦了一桌酒席，宴請了沈雁冰、沈澤民兄弟以及幾名友人。[1]王會悟為補貼家用，在上海蒲柏女子學校任教。婚後不久，移居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成都北路7弄30號）。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分散各地。王會悟通過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兼博文女校董事長徐宗漢，就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名義向位於法租界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的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租借了3間教室作為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中共一大代表除上海代表住在家中，陳公博夫婦住大東旅社外，毛澤東、董必武、何叔衡、陳潭秋、王盡美等都下榻於博文女校。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7月30日晚舉行的第六次會議開始不久，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從虛掩的後門闖入，正在警惕望風的王會悟立即問他找誰，那人隨口報了一個顯然臆造的名字，說聲「對不起」便匆忙離去。王會悟馬上報告了這一可疑情況，正在發言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會議立即停止，代表們抓緊時間撤離了會場。事實證明，王會悟的報警十分重要。那個神秘男子正是受僱於法租界巡捕房的偵探，僅過十多分鐘，法租界巡捕房就開來警車，全副武裝的巡捕和士兵包圍了房子。代表們因為及時疏散，未受到任何損失。王會悟因曾在嘉興女子師範學校學習，熟悉嘉興及南湖，建議「我的家鄉嘉興有個南湖，離火車站很近，湖上有船可以租。如果到南湖租條船，在船上開會，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容易隱蔽。」獲得代表同意。王會悟立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興的火車班次，又先行趕往嘉興安排一切之後，便到車站迎接代表們的到來。在嘉興租借南湖的遊船，則是茅盾的內弟孔另境（當時正在嘉興中學念書）出力聯繫的。[2]此後，8月初（通說為8月2日，嘉興黨史研究認為應是8月3日，黨史學界尚無定論），大會改到南湖一遊船上繼續舉行，王會悟作為工作人員始終坐在船頭放哨，成為南湖遊船上大會召開時除了各位代表以外的唯一一名與會人員。[1]為了確保會議安全進行，王會悟作了周到細緻的安排。她讓船主把船撐到離煙雨樓東南方向二百米左右比較僻靜的水域、用篙插住，讓代表們圍坐在中艙客堂間的八仙桌前安心開會。她自己則坐在船頭望風放哨，一旦有別的遊船靠近，就哼起嘉興小調，手指敲着艙門打節拍，提醒代表們注意。為掩人耳目，她還特意準備了一副麻將牌，放在代表們開會的桌上。就連作為午餐預定的酒菜，她也讓船主用拖梢小船送至大船。[3]
中共「一大」後，由時任中共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主持，以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名義創辦《婦女聲》半月刊。實際主編是王會悟和王劍虹，雜誌呼籲婦女享受與男子同樣的教育權、選舉權、言論自由權、遺產繼承權和同工同酬待遇等。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份婦女刊物。王會悟在第三期發表的《中國婦女運動新趨向》中提出，要喚起一班有知識的女性加入婦女運動。一方面要提升婦女隊伍素養，適應新時代婦運需要；另一方面要讓婦女骨幹積極行動，盡力去與平民為伍，抓緊創辦平民女校。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為安全保障，地點選在李達和王會悟的家——霞飛路以北公共租界的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成都北路7弄30號）。因為這裡比李漢俊兄李書城寓所（中共「一大」後已被巡捕房嚴密監視）、比陳獨秀家（陳獨秀被捕時搜出《新青年》）、比張國燾住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支援罷工引起當局注意）都要穩妥安全。輔德里是新建的典型石庫門建築，一排房子差不多同一樣式，連牆壁都用青紅雙色磚相間砌成。會議代表只要進出迅速，外人不易辨別是哪家哪扇門，而且各家還有後門，撤退方便。旁邊的小弄小巷四通八達，容易疏散隱藏。會議有分有合，大會集中三次，小組討論流動分散，在陳獨秀主持下，將各組意見匯總，再由大會決議。
1922年，王會悟參與創辦上海平民女子學校，並任該校工作部主任。該校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首家半工半讀學校，不僅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不少婦女幹部，還作為聯絡點召開了不少黨內會議。1922年11月，李達應毛澤東邀請，帶王會悟及女兒去長沙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主持教務，並且主編《新時代》雜誌。王會悟在該校所屬補習學校教英文。兩人與毛澤東楊開慧同住清水塘一個多月。毛澤東向楊開慧介紹王會悟。並在毛澤東建議下，任該校附屬中學部英文教員。[1]
1923年夏為國共合作問題，李達去上海，王會悟因懷第二胎有病也同回上海。李達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方針問題上發生嚴重爭執。陳大發雷霆，打茶碗，拍桌子，罵李達說：「你違反黨的主張，我有權開除你！」李達也倔強地說：「為保住無產者的革命政黨，被開除不要緊，原則性決不讓步，我也並不重視你這個草莽英雄！」從此李達就不和中央往來了，他也未參加不久召開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李達仍回湖南工作。雖然他已脫黨，但長沙方面的黨員仍當他黨內同志一樣看待，有什麼工作仍交他做。1927年底，由於遭到國民黨的搜捕，王會悟一家從長沙逃離至上海法租界的一條偏僻弄堂里，同中國共產黨失去聯繫。此後李達、王會悟夫婦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9年起，李達任上海暨南大學教授，講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後任社會系主任。
1933年到1937年，李達、王會悟夫婦住在北平，在在宗帽三條買下一四合院，王會悟在中國大學負責教務工作。李達夫婦於1933年以王會悟的筆名「王嘯鷗」在上海組建筆耕堂書店，這是一個用來衝出反革命文化「圍剿」、對付國民黨書報檢查的掛名書店，編輯、出版、發行只有李達夫婦兩人，自己出錢、自己買紙、自己托人代印，然後署上「筆耕堂書店出版」這個空名，再找人把書轉銷出去。他們冒着極大的風險，大膽又巧妙地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教程》和《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並使因查封崑崙書店而無法印刷出版的一批宣傳民主、反對獨裁的進步書刊。1937年5月，筆耕堂書店出版了李達的著作《社會學大綱》。王會悟為該書出版做出了貢獻，並設法將該書迅即送到延安。毛澤東收到該書後多次閱讀並批註，還向延安的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推薦該書。毛澤東覆信李達，稱讚李達、王會悟夫婦「你們是真正的人」。[1]1937年8月下旬，王會悟在北京將李達多年保存的書稿裝入一隻箱子，埋入自家院子的土坑裡，獨自一人帶着三個女兒南下尋夫。途經天津、青島、徐州、鄭州和漢口，最後終於在湖南零陵與丈夫李達團聚。1938年冬，馮玉祥聘請李達赴重慶主持研究室工作，途經貴陽在郊區花溪鎮暫住，年僅16歲的長女李心田患結核性腦膜炎，發病一天半就病死了，年僅17歲。「小數點」是父母的寶貝，後來李達將自己唯一的孫女取名為「小典」。弟弟李心天暗下決心，長大學醫，讓平民百姓擺脫病魔，遠離痛苦。1944年，湖南零陵淪陷，李達和王會悟失去了聯繫。1944年冬，日軍侵入黔南，兒子李心天隨校去了重慶，王會悟帶着二女兒李心怡準備再逃難。危急關頭接到了毛澤東的匯款，於是王會悟便帶着女兒李心怡在中共組織的幫助下赴重慶，參加當地婦女界進步活動。
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王會悟參加了重慶婦女界為歡迎毛澤東舉行的大會。會上毛澤東聽說王會悟也在時，連忙說：「請她不要走，留在這裡。」會後，王會悟被毛澤東接見，急切地說：「蔣介石是個說話不算數的人，您千萬別上他的當。」毛澤東親切地笑着說：「會悟還是老樣子，說話直來直去，請放心吧。」兩人長談了幾個小時。1946年春，王會悟從重慶回到烏鎮老家，養病的同時辦了兩件事：一是成立「新烏青社」。發動以教育界進步青年為主的60餘人參加，組織上街宣講和文藝演出，出刊《新烏青》雜誌6期，針砭時弊，力推民主。後因觸犯國民黨地方政府，被扣上「散布反動言論」，勒令停刊。二是組建「青鎮婦聯」。活動地點在觀前街修真觀西側的蕭家廳老房子裡，王會悟經常介紹海外和滬上的時事新聞，教育女青年開啟思路、嚮往進步、融入社會。在修真觀廣場集會慶祝「三八」婦女節，號召婦女解放思想，從灶台走向社會，力爭男女平權，《桐鄉民報》曾出專欄報道。1948年5月《桐鄉民報》副刊《青鎮婦女》，由青鎮婦女會編，5月16日是「母親節特刊」，王會悟署名「一個母親」，用向女兒傾訴的散文詩《哭點兒》，表達失去17歲女兒的痛惜，對不義戰爭的痛恨，及抗戰勝利回到家鄉的心情。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後，兒子李心天來到北平，全家團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達被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和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兼副主任。王會悟則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工作，居住在北京北河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大院。毛澤東想將李達留在北京任職，但李達因為喜歡教學研究而婉言謝絕。由於李達堅持要求回湖南繼續從事教育工作，1949年12月，李達被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1950年2月，李達赴任湖南大學校長，後調任武漢大學校長，併兼中國哲學會會長。王會悟則同子女一起留在北京。後來王會悟所在的法制委員會被精簡撤銷。她雖剛五十出頭，因身體狀況不佳，提前離崗退養。為減輕政府負擔，她退休時也上交了公房，同一雙兒女搬回曾被敵偽占據過的宗帽三條的原先自家舊房。[1]1991年落實政策，改善生活和居住條件，從北京市和平里14區14幢遷居建國門外的靈通觀國務院宿舍。
1991年浙江省慶祝建黨70周年暨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落成典禮前，王會悟建議用這個機會邀請中央常委級領導到場（後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到會），建議紀念館布展時中共「一大」代表排列與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保持一致，建議利用興建紀念館的機會申報全國重點文保單位，還建議進一步明確中共「一大」代表從嘉興火車站步行到南湖上船開會的足跡路線等。
90年代初，嘉興由於資金嚴重短缺，在全市範圍開展「我為南湖增光輝」集資360萬元興建南湖革命紀念館活動，捐出100元寄到嘉興。
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在北京病逝，享年96歲。[1]
家庭
[編輯]- 丈夫李達
- 長女李心田（1922-1938）：出生時，李達剛隨毛澤東從衡陽指導工作歸來。王會悟讓李達給女兒取個名字，李達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是共青團員，我倆和孩子都要同人民群眾並肩戰鬥、同甘共苦，心裡裝着大眾生死，女兒就叫「心田」吧！又因為女兒在相愛的兩個大人之間，小名可稱「小數點」或「點兒」吧！小數點後面的數字能無限延伸，代表我們為民族人民的事業奮鬥不止。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桐鄉民報》頭版「青鎮婦女·母親節特刊」時，發表了王會悟署名「一個母親」寫作的散文長詩《哭點兒》。
- 兒子李心天：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工作
- 次女李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