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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寬
陳紹寬1935年照
中華民國海軍部部長
任期
1932年1月—1938年1月
前任楊樹莊
繼任無(海軍部改組海軍總司令部)
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
任期
1938年1月—1945年12月
前任新設職務
繼任陳誠
更多資訊
軍政部海軍署署長
海軍部政務次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委員
個人資料
出生(1889-10-07)1889年10月7日
大清國福建省福州府閩縣
逝世1969年7月30日(1969歲—07—30)(79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福州市
獲獎
列表
軍事背景
效忠大清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服役清朝新式海軍
中華民國海軍
服役時間1905年-1945年
軍銜一級上將
指揮
參戰
經歷年表

陳紹寬厚甫譜名必瑾[1],1889年10月7日—1969年7月30日)是中華民國海軍一級上將,以擔任國民政府海軍部長、海軍總司令職務與海軍派系「閩系」領袖等身份實際領導中央海軍長達19年之久著稱,期間亦指揮對日戰爭中的海軍作戰,也是國民政府遷台前唯一的海軍一級上將。

陳紹寬是一戰爆發後派駐歐洲觀戰的海軍武官之一,為當時中國極少數有機會認識列強海軍最新發展、體認到航空器與潛艦武器是未來海軍應特別重視者[2],也是中國第一位正式提出航空母艦建造計劃的軍事領袖。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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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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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寬早年照

陳紹寬於1889年10月7日出生在大清國福建省閩侯縣臚雷鄉(今屬福州市郊區)[註 1],此地為陳氏聚居、世代相衍之地,全族共分為六支,而陳紹寬一家屬第五房裔[1],其祖輩以手工為業[1],父親陳兆雄(又稱伊黎,亦有記錄為世鑑[4])為一箍桶匠,後進入海軍自水手做到中士管輪,胞弟陳紹煊則曾任郵局局長[5][6][7]。由於親族多有服役於水師的經歷,使陳紹寬自小就對海軍事務有濃厚興趣,但迫於生計,童年時只能在家從事放牛等農活,至10歲才進入私塾就讀。為進入水師學堂,必須有英文基礎,因此陳紹寬於1903年2月、14歲時考入由福州教會興辦的格致書院西文系(又稱英文班)學習英文[1]。1905年,陳紹寬與親友陳元海前往南京,其父將他推薦給海軍元老薩鎮冰,而經後者再薦,陳紹寬考取江南水師學堂[1],三年後以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8]

畢業後陳紹寬被派往「通濟號」練習艦見習,授海軍少尉,後調至「聯鯨號」炮艦任二副兼教習,升海軍中尉。1912年,任「鏡清號」練習艦駕駛大副,授海軍上尉。時至1914年調任海軍總司令部任正副官。1913年,任「江亨號」炮艦副艦長、「肇和號」巡洋艦大副、「應瑞號」巡洋艦航海正、「湖鵬號」魚雷艇艇長。1914年,調任海軍總司令部副官,晉升海軍少校。1915年12月5日,陳其美等革命黨人意圖奪取「肇和號」,被陳紹寬指揮「海琛號」巡洋艦、「應瑞號」巡洋艦兩艦截擊,使革命黨人奪建企圖失敗,也令陳紹寬在北洋政府海軍中受到重視[9]

1916年1月,陳紹寬被派往美國學習飛機與潛艦操作技術[9]。10月,陳紹寬返國,12月又再前往歐洲觀戰第一次世界大戰[註 2]。1917年6月5日,陳紹寬訪問英國外務部與海軍部,參觀了各處軍港、軍艦與各廠校營棧,之後又前往參觀飛機工廠。1918年2月,陳紹寬又轉至法國參觀海軍戰備,也考察了義大利海軍,4月30日又返回倫敦,5月2日考察英國海軍潛艦部隊與設備,7月又考察其戰艦分隊[11]。1918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其為駐英使館武官[12]。1919年年2月,陳紹寬作為海軍代表參加了中國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12],6月24日又參與於倫敦舉行的國際航道會議[12]

1920年,陳紹寬回國,三年考察時間共留下至少有《報告調查日本海軍及各重要機關詳細情形》(1917年3月)、《英國航空戰備》(1917年8月)、《英國海軍作戰計畫》(1917年8月)、《參觀各處情形報告》(1917年8月)、《航空報告》(1918年1月)、《潛水艇報告》(1918年11月)、《報告英國最近之海軍政策》(1919年)、《英國海軍艦艇船塢報告書》(1919年)、《報告英美日各國擴張軍艦並條陳我國海軍規劃》(1919年12月)、《戰時瑣聞》等報告,為當時中國極少數有機會認識到列強海軍最新發展的軍官,並體認到飛、潛兩方面尤為未來海軍需特別重視[2]

北伐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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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陳紹寬被任命為「通濟號」艦長[13]。1922年,陳紹寬升任北洋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晉升海軍上校[14]。1923年1月,任「應瑞號」巡洋艦艦長,晉升海軍少將[15][14]。同年夏秋,陳紹寬同海軍總司令楊樹莊兩次攻打由北軍皖系軍閥臧致平所佔的廈門[14]。1924年2月,陳紹寬率艦自廣東護法政府處奪取「豫章號」驅逐艦而獲得嘉獎[15]。1926年6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開始北伐。同年9月18日,陳紹寬接任海軍第二艦隊司令。北伐戰爭初期,陳紹寬曾多次為孫傳芳提供幫助,如在艦上設置其統帥部、出動軍艦協助其部隊攻打進入江西的北伐軍。之後國民革命軍東路軍逼近上海時,駐泊於高昌廟的「建威號」、「建康號」兩艦響應北伐軍,對龍華展開炮擊,使直魯聯軍撤出上海,陳紹寬一獲悉此消息便向「永績號」艦長高憲申要求注意其副長投奔北伐軍的意圖[16]

隨著北伐戰爭的發展,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海軍總長杜錫珪為海軍生存考慮是否要投奔北伐軍,第一艦隊參謀李世甲受該艦隊司令陳季良之命前往南京試圖說服陳紹寬投奔北伐軍時,遭後者訓斥:「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將軍。[16]」而李回稱海軍根本未與北伐軍開戰,自無投降一說,且表示楊樹莊支持歸依北伐軍勢力,陳聞後為防止海軍的分裂也終究同意並待機[17],最終海軍於1927年3月14日宣佈歸附國民革命軍,撤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掛青天白日旗[18]。然而歷史學家馬幼垣指出,蔣中正對於海軍此時陣前倒戈與日後寧漢分裂時放棄武漢國民政府,抱持既感激又心寒的矛盾心裡,此前其曾親歷過陳炯明在反對孫中山時輕易以金錢收買了「護法艦隊」的幾艘主力艦隻,其後整支艦隊又重新投奔北洋政府的經驗,故對海軍、特別是陳紹寬所屬的閩系海軍(由福建省出身者組成的海軍派系)極具戒心,此一心態深刻影響其後20多年蔣中正與海軍的關係[19]

海軍在之後的北伐戰爭中曾發揮重要作用,其中特別是1927年9月孫傳芳部隊偷襲南京的龍潭戰役,陳紹寬率領「楚謙號」、「楚有號」、「楚同號」、「通濟號」、「聯鯨號」、「永健號」、「海容號」等艦截斷其渡航的運兵船隻,炮擊北洋軍於沿岸的炮兵陣地,此役大為提高了海軍在北伐軍中的威望,也使原北洋海軍取代廣東海軍,成為日後國民政府中央海軍的主要成員[20],後來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也親自寫了「中流砥柱」四字製成一面勳旗,連同一等勳章,授予陳紹寬[21]。1927年7月寧漢分裂後,南京國民政府桂系軍閥於同年10月欲打通聯繫廣西的通道發起了西征戰爭,是為「第一次西征」,陳紹寬奉命率領第二艦隊參戰,支援步兵和執行沿岸炮擊行動,先後奪佔荻港大通田家鎮黃石鄂城等要地,11月15日還早於步兵佔領了漢口,並繳獲大量艦船,之後陳紹寬率艦駐泊當地鞏固江防[15][16][20]。1928年初,國民政府欲進行「二次北伐」,於6月進佔京津,陳紹寬也曾與蔣中正前往北平會晤東北軍統帥張學良。12月28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實現中國形式上的統一。其後,陳紹寬代表中央海軍提出恢復原北洋海軍在北方地區的機構,並接管渤海艦隊,使全國海軍統一起來,然而蔣中正先是表示同意,後以張學良不願意放棄渤海艦隊為由推辭[22],另一說則是此舉受到與陳紹寬同屬的閩系將領的抵制而未果[23]

國民政府中央海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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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掌海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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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軍部長的陳紹寬。

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中國後對軍隊進行整編,但海軍受建軍歷史因素而實質分裂為閩系、粵系和東北系(即原東北海軍,後為青島系)三支海軍,而閩系已入主為中央海軍的正統地位,其將領認為粵系和東北系理應統一隸屬於閩系職掌的中央海軍之下[24],因此對於蔣中正整編海軍的計畫極力抵制,最終雙方妥協,先後將粵系編為第四艦隊與青島系編為第三艦隊,三派依舊仍然各自為政,特別是後兩者的軍令與軍政分別由軍事委員會和軍政部管轄,中央海軍無權置喙[25]。自閩系入主中央後,其組織、人事承襲北洋時代,以海軍總司令部為海軍最高指揮機關,其上未設專部領導,而是直接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改隸軍事委員會,海軍總司令楊樹莊、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第二艦隊司令陳紹寬、練習艦隊司令陳訓泳、魚雷游擊隊司令曾以鼎均為閩人[24],而自1927年5月,蔣中正根據北伐戰爭期間與海軍達成的條件「由海軍人士出任福建省主席」(閩人治閩),任命楊樹莊擔任其職務,由於此人同時兼任海軍總司令,亦遷居於福建,因此實質海軍事務多由陳紹寬代理,此亦為該人在不同頭銜下實際掌管中央海軍長達19年之始[19]

1928年7月,楊樹莊、陳紹寬、陳季良聯名呈請以海軍地位有國際關係,且行政事宜非海軍總司令部所能兼任為由,要求在海軍總司令部上再設立一個海軍部,希望以此統管全國海軍、結束全國海軍分裂的局勢,然而中央政府認為海軍艦隻數量有限(即使計入全國艦隻也是如此),無法接受再以此設置一個上級機關(國家一級單位)的作法[26],蔣亦於11月21日電告張群請陳紹寬轉告楊樹莊,說明「海軍部此時不便另設,以待有款擴充時加設。當此訓政開始,建設無緒時,當實事求是,海軍同志來作一模範也」[27],亦有觀點認為蔣刻意排斥非嫡系的海軍,刻意讓艦隊分立而尤其統轄[28]。12月,國府決定將海軍總司令部撤銷,設置海軍署,由陳紹寬出任,並晉升其至中將[註 3],並在上海設置海軍編遣辦事處[28],以為整編作準備。楊樹莊與陳紹寬仍極力爭取海軍部的設置,12月26日時後者還發表《世界有不要海軍之國家麼?》講詞,表達心中之不滿,而在1929年1月1日召開的國軍編遣會議上,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代表海軍提出各艦隊統一調遣、緩裁海軍總司令部、設置海軍部三案,然而會上僅是決議將由國防會議決定是否設置海軍部,陳季良與陳紹寬便直接離開會議,並為此提出辭呈。蔣後親赴上海慰留兩人,並重申政府將建造總排水量60萬噸之海軍計畫,遂使兩人接受慰留,編遣工作也成僵局[27][28]。1929年春,蔣桂戰爭爆發,陳紹寬於3、4月出任西征艦隊統帥,負責討伐桂系,為蔣打敗桂系做出重要貢獻,故同年4月12日蔣明令設立海軍部,6月1日正式成立,由楊樹莊任部長、陳紹寬、陳季良任次長,由於楊樹莊兼任福建省主席,蔣任命陳紹寬為其代理海軍部務,執掌其實權[26]。1932年1月1日,楊樹莊辭去海軍部長,由陳紹寬繼任,並晉升海軍上將[26]。1935年9月23日(一說9月6日[30]),陳紹寬晉升一級上將[31],並於同年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翌年又出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32]

海軍部雖為全國最高統帥海軍機關,但與以往相若,除第一、第二艦隊可受其調遣外,其他艦隊獨立性都很強,各有其海軍學校、規章制度、薪俸等級、銓敘規則,東北系海軍經費由蔣直接撥給、粵係由廣東地方政府自籌,後兩者也若有要事需要與中央商量也會向軍政部而非海軍部[33],此外中央海軍在經費、彈藥、器械、人事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蔣掣肘[28],如曾答應每個月提撥50萬經費予海軍,但平均僅30至40萬,且經常拖欠。在大陸方面有關民國海軍的著作中通常將此狀況視作蔣中正的「分而治之」手法[34],如漳州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韓真稱蔣「玩弄分化手段,對各艦隊分別直控,企圖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是煞費苦心的」、「陳紹寬等閩系海軍將領對蔣想掠海軍為己有,排斥閩系的作法進行鬥爭」[35],而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張力教授則對此反駁,認為此觀點過度高估蔣對海軍的影響力:「事實上蔣中正無法對任何一個系統充分治之,甚至插手期間也不可得。他真正的希望並非分而治之,而是完全治之。陳紹寬雖為海軍首長,卻不能改變蔣中正掌握軍權之意圖,也就使他在海軍部長任內難有作為。[34]

艱困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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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寬

一二八事變的海軍彈劾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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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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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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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即位,預計將在1937年5月舉行加冕典禮[36]。4月2日,陳紹寬作為賀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副使,陪同孔祥熙赴英慶賀,於5月2日抵達倫敦,典禮結束後又赴歐洲各國考察海軍,參觀海軍演習、接洽海軍留學計畫,並預計訂購德國海軍潛艇[36]。1937年7月7日,中日發生「盧溝橋事件」,引發兩國間的全面戰爭。由於陳紹寬人在國外,中國海軍對日防務由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負責。7月28日(一說8月4日[37]),陳紹寬回國,隨即籌劃海軍對日作戰[36],而戰爭初期最重要的舉措便是集結其所能控制的海軍艦隻至鎮江與南京之間、以備堵塞江陰航道、圍殲長江內的日軍船艦和拱衛首都[37]

相持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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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接收與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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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9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率陸海空三軍將領於南京接受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與中國方面艦隊司令官福田良三日語福田良三海軍中將的投降,陳紹寬(右二)即代表海軍參加。

然而抗日戰爭實質在削弱閩系海軍乃至陳紹寬本人的影響力,由於日本海軍遠超中國海軍的實力,後者僅能以消極沉船、佈雷、小規模海上炮擊的方式抗敵作戰,海軍實質倒退為整場抗戰的二線地位,作為總司令的陳紹寬也因此不免失去重要的地位。時至1941年9月,中國海軍艦艇已僅存11艘,而同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沉寂已久的中國海軍有了重建的轉機。1942年至1944年間英、美、法三國將滯於中國境內合計5艘小型艦艇贈與中國,後者將其與前述艦隻合編為2支艦隊。

12月28日,蔣中正下令撤銷海軍總司令部,其權責全部移交軍政部海軍處,兩天後,陳紹寬被迫辭職交權,由此終結了閩系海軍主導中央海軍近20年的歷史[38]。陳紹寬與海軍處副處長周憲章辦完交接手續,於南京停留一個多月,於2月5日返回福州,結束長達17年的海軍領導職務與40年的海軍生涯[39]

國共內戰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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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陳紹寬故居,文革期間臚雷大隊部曾遷入佔用。改革開放後,大隊部遷出。2009年,福州火車南站選址臚雷村,村莊拆遷,留下陳紹寬故居就地維修,於2012年完工[40]

解職後的陳紹寬選擇隱居度日,回到家鄉務農,有時旅遊,而在內戰爆發後,陳紹寬曾與中共地下組織建立聯繫,並策動一部分海軍官兵反對國民政府[41]。內戰期間,國民政府亦曾再次希望陳紹寬出任職務,如蔣中正曾派人送錢,但遭其退回[41],而在1947年春,國民政府要陳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但同樣為期所拒[41]。1949年,在解放軍即將攻佔福州全境時,蔣中正又希望陳紹寬能與國民政府一同遷台,派遣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紹良三度前去說服,但陳紹寬回稱若要硬逼其赴台必從飛機上跳海,朱無言以對便離去[41]

1949年8月16日,解放軍已奪取福州外圍,由西郊向市區發起攻擊,朱紹良與國軍第6兵團司令李延年撤離福州,而陳紹寬與薩鎮冰發出通電並發表談話,擁護中國共產黨[42]。8月17日中午,解放軍攻佔福州[43]。不久,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張鼎丞帶著副主席丁超五親訪陳紹寬,請他出任工作,獲其同意[42],陳紹寬之後擔任的職務包括1950年2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3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委員、6月任政協首席全國第二次會議代表、10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福建省份分部籌備委員會委員。1951年1月,任政協會議代表、5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員會委員、6月任中俄友好協會福建省分會副會長、7月任福建省抗美援朝總會主席、10月任政協首屆第三次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1952年11月,連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1954年6月,任福建省首屆人民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副主席、8月任第一屆全國人代會福建省代表、9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2月,任福建省副省長、7月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並被推選為主席團成員、同月18日任該會執行主席。1956年3月,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民革中央)副主席。1958年12月2日,當選民革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1959年2月4日當選政協福建省第二屆委員會副主席、同月13日當選第二屆全國人代會代表(福建)、18日當選福建省副省長、4月27日連任國防委員會委員。1960年3月29日,任第二屆全國人代會第二次會議主席團成員。1961年10月6日,任福建省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籌備委員會副主委。1962年3月23日,任第二屆全國人代會三次會議主席團成員。1963年11月16日,任第二屆全國人代會四次會議主席團成員。1964年9月18日,當選連任福建省副省長,並當選三屆全國人代會代表(福建)。1965年1月,任三屆全國人代會預算委員會委員[44]。此外,陳紹寬還曾訪問蘇聯、印尼、緬甸等國[45]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為保護陳紹寬安全,勸其移住醫院[46]。1969年3月,陳紹寬被確診罹患胃癌,入住福建省立醫院治療,在臨終前留下遺書,勸在台國民黨軍政人員盡早完成國家統一[46]。同年7月30日上午4點病逝。由於當時文革動亂,陳紹寬的葬禮從簡,僅舉行告別儀式而無追悼會[46]。文革結束後,中國政府於1983年重新為陳紹寬舉行一次盛大的追悼儀式,並將原先安葬在「詳謙園」移靈到「文林山革命公墓」[47]。1992年,應臚雷村民要求,再將陳紹寬的遺灰移至臚雷,與其夫人合葬[47]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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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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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新支那要人傳》收錄的陳紹寬照

陳紹寬對於民國時代的海軍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因為兩岸政治現狀與海軍派系鬥爭,陳紹寬的歷史定位難以認定[9]。中華民國方面早期給予其負面評價,在陳未在1949年後隨國民政府遷台、大量參與中共政治活動後被視為海軍史上的禁忌人物,如國際關係硏究所出版的《中共人名錄》中,陳紹寬的詞條標題即稱其作陳「逆」紹寬,並稱其「原為失意政客。1949年福州陷匪後變節附匪」、「原為海軍耆宿,在海軍界負有盛名,惜見利忘義好大喜功而變節投匪。但並未為匪黨重用,僅供匪玩弄於鼓掌之上而已」[44]。中華民國海軍內部也多避而不提,軍官學校史館也僅懸掛1946年後歷任海軍總司令的陳誠、桂永清等人的照片,一直到1981年才有兩篇《傳記文學》的文章稍有討論陳紹寬的個性與功過,而到1992年又有一篇同期刊文章質疑官校照片問題,並為陳紹寬生平事蹟提出辯護。到了1994年,由海軍總司令部出版的官方戰史《海軍抗日戰史》書才放上陳紹寬的照片,且置於孫中山與蔣中正之後,海軍史學者張力稱此為「一大突破」[48]

陳紹寬的性格與其作為閔系領袖的地位深刻影響海軍的發展,海軍史研究者王家儉教授曾評價陳紹寬作為國民政府時期的閩系中央海軍靈魂人物,本能在海軍部長任內以其才能大展抱負,為海軍進行整頓與擴充,但因蔣中正深恐閩系海軍不易控制,而一再策劃將全國實質分裂的海軍置於軍事委員會管轄之下,由其實際領導,造成雙方嫌隙甚深,此後「電雷系」作為蔣嫡系的海軍又進一步縮減中央海軍的經費與蔣的支持,王家儉亦指出「最堪玩味的是此時的陳紹寬與蔣中正都有意統一海軍,以其增加抗日的實力,只是陳氏希望統一於閩系的領導之下;蔣氏希望統一於他個人的領導之下,彼此勾心鬥角,反而對於海軍的建設一事無成,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最大諷刺」[49]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教授金智亦指出陳紹寬個性秉直、不善言詞,每出席軍政部或軍事委員會召開的會議,研討海軍議題時,稍不愜意即挾著公文包拂袖而去,而抗戰時又與職掌軍政部的何應欽、陳誠不和,又不肯示弱,使海軍經費與軍需上處處受其所限,連維持都極為勉強[50]

在個人操守上,陳紹寬以清廉自重而聞名,與當代國民政府諸多高級軍政人員有顯著的區別。陳紹寬亦能熟練掌握英、法、德、西班牙等國語言[46]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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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寬與19歲同鄉潘墩村人潘璧玉結婚,時間有1908年冬、1910年、1911年三說。1908年冬為陳紹寬身邊工作人員據其個人所述,後兩說由其家人、親友回憶。兩人感情甚篤,但婚後7年潘氏在一次返回娘家過「太師誕」慶典時感染白喉,僅7日後即病逝。陳紹寬因此極度悲痛,並永不續弦[46]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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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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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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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關於陳紹寬的出生年月有三種不同的說法,《辭海》記為1888年、《清末海軍史料》下冊(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852頁)則記為1878年,1889年則為其家人之記錄[3],亦為陳紹寬本人在中學時提報的出生年,較具可信度。
  2. ^ 有部份文獻記載陳紹寬曾參與「1917年8月」的日德蘭海戰,並在此戰中「堅守崗位,聽從指揮,虛心學習,得到英國海軍當局的讚賞。」並以此獲得英國女王頒發的歐戰紀念勳章一枚[10]。然而日德蘭海戰發生時間為1916年,此時的陳紹寬應在美國學習,故其真實性存疑。
  3. ^ 此為中將缺職務,但蔣中正跳過上將楊樹莊與中將陳季良,反而任命此時尚為少將的陳紹寬出任,並將其晉升;陳紹寬傳記作者柳愈民稱此任命表面上的理由為褒獎其於龍潭之役的功績,但另一方面也是蔣想拉攏陳紹寬,以此為分裂海軍的一種策略[29]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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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1.3 1.4 鄭瑞榮(1995年),第117頁
  2. ^ 2.0 2.1 張力(2001年),第220-223頁
  3. ^ 3.0 3.1 潘亮(2003年),第24頁
  4. ^ 黃榮春(2006年),第154頁
  5. ^ 鄭瑞榮(1995年),第118頁
  6. ^ 中共福州市委宣傳部 & 福州市社會科學所(1988年),第101頁
  7. ^ 王成斌(1999年),第231頁
  8. ^ 民革中央宣傳部(1999年),第230頁
  9. ^ 9.0 9.1 9.2 張力(2001年),第217頁
  10. ^ 章冼文(2011年),第150頁
  11. ^ 張力(2001年),第218-219頁
  12. ^ 12.0 12.1 12.2 張力(2001年),第220頁
  13. ^ 民革中央宣傳部(1999年),第231頁
  14. ^ 14.0 14.1 14.2 王成斌(1999年),第233頁
  15. ^ 15.0 15.1 15.2 張力(2001年),第224頁
  16. ^ 16.0 16.1 16.2 王成斌(1999年),第233-234頁
  17. ^ 柳愈民(2000年),第162頁
  18. ^ 吳傑章,蘇小東 & 程志發(1989年),第330-331頁
  19. ^ 19.0 19.1 馬幼垣(1993年),第163頁
  20. ^ 20.0 20.1 《近代中國海軍》編輯部(1994年),第1488-1489頁
  21. ^ 柳愈民(2000年),第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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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