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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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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異化（英語：Social alienation）是「在個體間或個體與社群或工作環境間，低程度的社會關係和共同價值以及高程度的距離感和社會孤立所反映出的社會關係狀態」。[1]此社會學概念是由數名古典和當代的理論家發展而來[2]，並受到多方面的學術引用，可以參照一人的心理狀態（主觀地）或一類社會關係（客觀地）。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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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alienation）一詞的含義多種多樣，有時甚至是矛盾的。英語的alienation一詞有社會學上的「人與人的疏離」一義與法律、政治意義上的「所有權的轉讓、讓渡」一義，實際上是同一詞彙的不同引申，漢語中一般只將前者譯作「異化」。德語中，這兩個概念分別是Entfremdung和Entäußerung，如馬克思所寫「Entfremdung（人與人的異化）……構成了這種Entäußerung（轉讓、讓渡）的真實利益」[3]。本文將只簡單介紹後者的沿革。

古代，「異化」可能指一種形而上學意義，即達到更高的默觀、狂喜（ecstasy）或聯合的境界——從積極意義上說，與有限的存在相疏離（異化），這類用法可追溯至普羅提諾等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原文為希臘語alloiosis）。宗教中一直以來也有同上帝與信徒相分離、隔絕的概念，這是消極的異化。《新約聖經》提到希臘語中的apallotrioomai，即「被疏遠（異化）」。異化還能指同黃金時代的隔閡，或人的墮落，或不同文化、宗教中近似等同的概念。所謂諾斯底主義廣泛體現了異化的積極與消極意義。 古羅馬以來，異化還有特別的法律-政治意義：財產的讓渡（alienate）是指將所有權移交給他人。「alienation」這一術語本身來自拉丁語alienus，意為「他處或他人的」，派生自alius「其他」。古希臘-羅馬時醫生會用「異化」指意識的受擾、非正常狀態，一般歸因於生理失衡。拉丁語alienatio mentis （即「精神錯亂」）的用法肇始自阿斯克萊皮亞德斯。[4]17世紀重新翻譯了這些作品後，Felix Platter為首的醫生們也重新起用了這些術語。

中世紀，異化與社會秩序的關係得到描述，兩者以神秘主義與西方修行制度為橋樑。十字軍東征與獵巫行動被描述為大規模異化的一種形式。[5]

17世紀，胡果·格老秀斯提出了一種早期的社會契約理論：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最高主權」（sovereign authority），但他們可以將這一天然權利讓渡給共同利益。18世紀，弗朗西斯·哈奇森在法律意義上引入了可讓渡權利與不可讓渡權利的區別。讓-雅克·盧梭對此有影響深遠的論述。

文學上的「異化」（alienation）發端於德國浪漫主義。[6]19世紀初，黑格爾推廣了信義宗與唯心主義的異化哲學。[7]黑格爾的「異化」既可以指心理狀態也可以指客觀過程，總之他認為，自我是歷史與社會的產物，通過所感知的客觀世界與自身相疏離（異化），但當世界被視作自我意識的另一方面時，又可以通過對共同利益的自我犧牲實現去異化（de-alienate）。

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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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馬克思的異化論

馬克思早年加入了青年黑格爾派，與費爾巴哈類似地摒棄了精神基礎、將黑格爾辯證法改編為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的異化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德意志意識形態》（1846）中有清晰闡述。青年馬克思更經常、更直接地論述異化問題，有人認為這是意識形態上的斷裂（ideological break），也有人認為這一概念仍然是核心概念。結構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異化概念已經從哲學-人類學（馬克思主義人文主義）概念（如自我的內異化）過渡為結構-歷史解釋（如通過勞動佔有的外異化），術語也從單純的異化變為勞工剝削、商品拜物教與物化。[8]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將馬克思的異化分為4類：經濟與社會的異化、政治的異化、人的異化、意識形態的異化。[9]

異化最普遍的用法，是指經濟與社會的異化：工人與其生產的產品、生產的原因脫離。馬克思認為，異化是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結果：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存在人剝削人的現象，勞動分工造成了經濟層級。[10]這種異化理論基於他的觀察：在資本主義下新興的工業生產中，工人無法掌控自己的工作，從而不可避地失去了對生活與自我的控制。除資產階級希望工人實現的方式外，工人從未在重要意義上成為自主的、自我實現的人。他的理論基於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1841），後者認為上帝的觀念異化了人的特性。麥克斯·施蒂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中進一步分析，宣稱即使是「人性」，對個體也是一種異化的理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中對此有回應。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是因為每個人在勞動中都為共同財富做出貢獻，但只能通過非公有、而是私有的生產系統表達這一基本社會方面。這樣的生產系統中，每個個體的存在都是作為工具，而非真實的社會存在。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總結：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中「工作使人成為自己與產品的外人」；「這種自我異化的弊端意味着，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滿足而是感到不快……工人只感到自己在工作之外，在工作中感覺在自身之外……其異化特徵清楚地表現在，只要沒有肉體或其他方面的限制，工作就會像瘟疫一樣被避開。」[11][12]馬克思還寫道，通過無休止競爭、剝削他人與維持社會的大規模異化，資本家也會從經濟機器中獲益，從而減縮地體驗到異化。[13] 「政治異化」具體是指「政治是組織經濟生產力的形式」，異化方式是「扭曲了經濟發展的邏輯」。[14] 個體通過「人的異化」在生活中同自身疏遠，「在生存中失去自身的實在。」[15]馬克思關注人性的兩個所謂「歷史條件」方面：其一，衣食住等的基本生存需要；其二，基本生存需要滿足後，人們會產生更多需求並去努力滿足。因此，人類會陷入無止境的欲望中，使彼此異化、成為陌生人。[16]

關於「意識形態異化」，阿克塞洛斯提出，馬克思認為所有宗教都會使人們遠離「真幸福」、追求「虛幸福」。[17]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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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很多社會學家都在關注現代化造成的異化。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和斐迪南·滕尼斯對個體化與城市化有重要研究，齊美爾的《貨幣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ney，1900）描述了人際關係如何被金錢變得間接；滕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1887）描述了家庭等主要人際關係消亡、讓位給目標導向的次要人際關係。對於個體的社會存在，異化可以指社會整體對單獨社會成員的個體性無反應；個體的獨特需求無法反映於集體決策。

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1951）中對現代社會的異化進行了重要研究，描述了現代消費資本主義如何塑造一個要在工作之外賣掉人格的社會。梅爾文·西曼的論文《論異化的意義》（1959）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界定了大眾社會背景下的「異化/疏離」心理特徵，成為20世紀中期異化研究熱潮的一部分。[18]西曼利用馬克思、埃米爾·涂爾幹等人的見解，構建了一個認識異化5個突出特徵的模型：無權利、無意義、無規範、孤立與自我疏離。[19][20]西曼後來補上了第六個要素「文化疏離」，不過在後來的討論中並不突出。

在更一般的哲學語境中，特別是存在主義與現象學中，「異化」是說人這一存在（或說心智、意識）同世界缺乏關係。意識（作為感知的主體）視周遭為感知的客體，由此與世界分隔開來，而非生活其中。這一思想始自19世紀索倫·奧比·克爾凱郭爾的著作。克爾凱郭爾從基督徒視角，將異化詮釋為與上帝的分離，並研究了個人面臨人生抉擇時的情緒與感覺。克爾凱郭爾關於焦慮、絕望與個體重要性的觀念，影響了很多20世紀哲學家（無論宗教）與神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的焦慮與死亡觀念即來自克爾凱郭爾，後者闡述我們同真理的主觀關係的重要性、在死亡面前的存在、存在的暫時性及激情地肯定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的重要性，海德格爾對此深有感觸。讓-保羅·薩特描述的「自在之物」是無限的、溢出的，並稱任何試圖描述或理解自在之物的嘗試都是「反思意識」。由於前反思意識無法納入反思意識，薩特人為所有反思都註定是一種焦慮（即「人的境況」）。薩特還認為，人試圖獲得關於「他者」（非自身的存在或物件）的知識時，他們的自我認知會產生一種「自虐欲」，從而受到限制。話劇《密室》（1944）的台詞「地獄即他人」隱喻了這一點。

在20世紀初的精神分析學領域，異化概念的明確描述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做出，而是之後的其他分析學家。異化理論關於意識與潛意識、假設的精神裝置的不同部分、個人與文明之間的分隔與對抗。異化理論假設了正常與失常狀態下的心理防衛機制，包含分裂。一般認為，壓抑的概念同馬克思理論中的虛假意識有相同作用。[21]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本世紀初有所發展，包括著名的盧卡奇·格奧爾格對虛假意識的分析。官僚制與新教倫理的批判者借鑑了馬克斯·韋伯的作品。

批判理論、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相關人物，如特奧多爾·阿多諾、埃里希·弗羅姆等人也借鑑了新馬克思主義思想、新弗洛伊德主義及社會學理論，提出了異化理論。一種理論將馬克思主義商品化理論用於文化、教育及政黨政治理論。社會經濟結構、異化心理狀態與個人人際關係之間存在聯繫。[22]1960年代，革命團體情境主義國際開始嶄露頭角，「情境」或說「景觀」旨在強調發達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後者被概念化為一種瀰漫的「景觀」（spectacle），一種掩蓋人類生活退化的虛假現實。于爾根·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強調語言在公共領域的重要作用，認為異化源於市場力量和國家權力的戰略主導對理性道德辯論的歪曲。 這種批判方案不同於從更一般社會經濟背景中抽離異化問題的傳統，或至少接受更一般的社會經濟背景本身，並經常將問題歸因於個人的不正常或未能適應。[23]

20世紀50、60年代的異化研究高峰期後，人們對異化研究的興趣逐漸減弱，但在社會學界，國際社會學協會仍在進行異化研究。[24]

1990年代，蘇聯解體、全球化、信息爆炸、種族意識增強、後現代主義等因素促使人們對異化再次產生濃厚興趣。[25]Felix Geyer認為，當代世界與後現代主義日漸複雜，促使人們重新詮釋符合當代生活環境的異化。20世紀末、21世紀初，Lauren Langman和Devorah Kalekin-Fishman的著作尤其探討了當代西方世界的異化。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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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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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曼將缺乏權力意義上的異化定義為「個人認為，自身行為不能決定所尋求的結果或強化發生的期望或概率」。西曼認為這就是「源於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境況的觀點的異化概念：工人被異化到的程度是特權與決策手段被統治企業家剝奪」。[26]Kalekin-Fishman更簡潔地指出：「一個人意識到他想做的事與能做的事之間存在差距時，就會以『無能為力』的形式遭受異化。」[27]

西曼討論無力感時還吸收了心理學家朱利安·羅特的見解。羅特區分了內外控傾向，即「（人與人之間或情境之間的）成敗歸因於外部因素（如運氣、機會或強大的對手）的程度和歸因於個人技能或特質的程度」。[28]因此，無力感是指個人認為自己沒有實現目標的手段。

Geyer[29]最終打破了馬克思主義傳統，指出「出現了一種新的無力感，其核心問題不再是不自由，而是不能從過多的行為選項中做出選擇，且選擇的結果往往難以想像」。Geyer將控制論應用於異化理論，寫道[30]無力感是延遲的反饋帶來的：「環境越複雜，就越晚面對自己行為的潛在後果。由於這種時間差造成的因果關係模糊，行為的獎懲反饋將趨向隨機，結果往往是冷漠和異化。」。

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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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曼定義，（存在的）意義是「個體對所參與事件的理解感」。[31]西曼認為無意義的特點是「對未來行為結果的期望較低」。[31]無力感是指感受到的控制結果的能力，無意義是指感受到的預測結果的能力，這樣看來無意義與無力感關係很密切。西曼認為「生活在可理解的世界中這一認識，可能是產生控制預期的一個先決條件；複雜事務的不可知性，則可能導致高度的受外部控制的期望（即高度的無力感）。」[31]

Geyer認為，後現代時代的無意義應得到重新詮釋：「隨着信息吞吐量的加速增長……無意義不再是能否賦予所收信息以意義的問題，而是能否開發新的掃描機制以收集目標相關的信息、能否找到更有效的選擇程序以免被無關信息淹沒。」[29]信息過載是當代社會的每個個體都會面對的信息問題，Geyer據此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再是「無意義」。

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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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失范

無規範（埃米爾·涂爾幹稱作失范）表示「個人行為的社會規範已瓦解，或不再作為有效的行為準則」的情形。[32]這是說無法認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或者說，無法認同被社會認為是主流的價值觀。西曼補充說，「失范」可以以很消極的形式表現出來：「失范……也許可以定義為這樣的情形：人們高度期望由不被社會認可的行為實現目標。」[33]

Neal和Collas寫到：「無意義部分來自複雜與矛盾的社會規範，當中的個體不能明確社會規範的構成與執行。生活中會經常出現突然的劇變，通常的規範似乎不足以作為行為準則。」[34]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大規模移民伴隨普遍的幻滅感（disillusionment），是大規模失范的表現。[35]

社交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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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孤立是指「被從社區分隔的感覺」。[27]Neal和Collas強調現代社會社交孤立的中心性：「雖然社交孤立的形式一般是作為個人壓力，但其根源深植於現代社會的社交組織中。隨着孤立與原子化不斷加深，我們的大部分日常交流將轉向與之無現有社會關係的陌生人。」[36]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來，東歐與發展中國家有大量移民前往發達國家。這使得整個社區被連根拔起、背井離鄉（uprooted）：不再完全屬於祖國，也沒有完全融入新的社區。流散文學描寫了這些移民的困境，如Hafid Bouazza的《航空郵寄》（Paravion）。

政治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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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的表現之一是對政治體制的疏離（異化）感與缺乏參與感，可能是由於不認同任何政黨，最終導致個體參與革命、改革或政治進程中的棄權（所謂「選民冷漠」，voter apathy）。[37]相似的概念是政治異化，當中工人的心理狀態同施行中的政策脫節。

自我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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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疏離在社會學中是個難以捉摸的模糊概念。[38]馬克思認為自我疏離是社會異化的結果，因而也是社會異化的核心。自我疏離可以定義為「否定自身利益的心理狀態，尋求外在而非內在的滿足」，[27]可說是一種對自己（的一部分）變得陌生的感覺，或自我認知問題，或本真問題。

西曼認識到界定「自我」固有的問題，[19]而後現代主義尤其質疑精確界定「自我」的可能。進一步說，若自我是由社會關係構成的，那麼談論「自我疏離」而非「社交孤立」是否有意義？Costas和Fleming認為，雖然自我疏離「沒有很好地經受後現代對本質主義與經濟決定論的指摘」，但若採用雅克·拉康式的自我解讀，這一概念仍有價值。[39]也可以將其視作人文主義與反人文主義、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自然與養育之間自我概念相關論題的一部分。

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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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末世內在化」（Immanentize the eschaton）的埃里克·沃格林似乎相當接受異化：

人的境況有其根本的局限，（退一步說）不會感到完全的舒適。但是，感到不滿或渴望更完美的東西，這並不是「意識形態」。Voegelin認為，不安、焦慮、沮喪甚至異化等情緒是「合理的」。 Voegelin寫道：「人永遠處在致命的痛苦中，因為他要認真對待生活，不能忍受無意義的存在。」要反思人類生存條件的局限性並構建意識形態，就必須準備好某種「情緒」，這種情緒是什麼呢？它不僅是異化的情緒，而且是反抗的情緒。意識形態涉及存在性真理的積極反抗、構建另一個世界的努力。Voegelin稱這種情緒為「屬靈病態的」（pneumopathological），這是他在托馬斯·謝林那裏發現的術語，是一種「與精神疏遠」的感覺，強烈到靈魂故意向超驗者關閉。[40]

馬丁·海德格爾、彼得·斯洛特戴克及最近的Alexander Grau[41]等人也認為存在類似的「異化事實」。

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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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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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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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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