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西來說

中國文化西來說，是指歷史學和考古學中的一種舊假說，認為中國古代文明並非起源於本地，而是從西方傳入。至今多數認為證據不確鑿。

西學東漸時期

最早提出西來說的，是西學東漸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比如南懷仁在《道學家傳》小序中稱伏羲是亞當的「第十三代子孫」。李祖白因受湯若望的影響，在《天學傳概》中，也提出「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這種說法立即遭到了中國學界的反感，楊光先更是以此作為反對西方曆法的藉口，稱李祖白「實欲挾大清之人盡叛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君無父也」，掀起了康熙曆獄。此後曆獄雖然得以平反，但是中國文化西來之說，不復有人提起。由康熙帝親自支持的「西學中源」論，成為了學界的共識。

拉克伯里的華夏人來自巴比倫說

拉克伯里（Lacouperie）提出的「中國文明源自巴比倫」的理論，或稱「中國文明西來說」，主張中國上古文明與巴比倫有直接的文化聯繫。他在1894年出版的《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基於對古代文化、語言、神話和文物的比較，提出公元前2282年左右，巴比倫的巴克族（Bak tribes）國王奈亨台（Nakhunte）率領部族穿越崑崙山來到中國西北，傳播文化並影響了中國文明的起源。拉克伯里認為，中華始祖黃帝即為奈亨台，且「百姓」一詞源於巴比倫語「Bak Sing」。

拉克伯里此後的學術生涯圍繞這一理論展開，他不斷補充、修訂自己的觀點，發表了諸如《中國文明的早期歷史》（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國最古的書——〈易經〉及其作者》（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h-King and Its Authors）等著作，進一步闡述了中國文明起源。然而，他的觀點在當時的歐洲漢學界未被廣泛認可。學者如理雅格（James Legge）和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批評他的比較方法存在問題，尤其是他將早期的中國文字與晚出的巴比倫文字進行類比。

儘管如此，拉克伯里的理論還是在日本和中國的部分學者中產生了影響。1894年，《國民之友》雜誌發佈的短訊《支那人乃巴比倫人也》支持中國人種起源於巴比倫，還強調了重新審視關於中國的既有知識的必要性。

1896年，日本學者桑原騭藏（1870-1931）發表了與拉克伯里不同的看法，他批評「西來說」將中國文明的歷史歸於埃及或巴比倫，提出中國文明應源自中亞和波斯等地。與此相對，三宅米吉（1860-1929）則支持拉克伯里的觀點，認為「西來說」對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白鳥庫吉則通過批判拉克伯里關於匈奴的看法，最終接受了拉克伯里的理論，認為中國古代傳說與西亞地區有密切關係。

拉克伯里的學說在日本學術界引發了廣泛討論，尤其體現在桑原和白鳥的辯論中，這標誌着「西來說」在日本的深遠影響。1900年，白河次郎與國府種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採納了這一理論，提出黃帝等人物可能起源於西方，尤其是巴比倫。這一觀點迅速進入公眾視野，引發了對中國歷史起源的廣泛討論。然而，白河和國府在介紹「西來說」時省略了西方學術界對該學說的批評，使之顯得如同當時對中國最前沿的西方學術研究。

在清末，中國學者接觸到了兩種主要的中國人種起源理論：「西北起源說」和「帕米爾起源說」，二者均有一定的文獻支持。《支那文明史》的出版引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廣泛關注。1903年，《遊學譯編》廣告中提到該書的翻譯已完成一半。同時，上海會文學社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簡譯《帝國文明史》，即第三章的譯本，並加入了譯者的見解。隨後，東新譯社和上海競化書局也翻譯出版了《支那文明史》和《中國文明發達史》。這些譯本迅速在知識界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這一影響未能長期延續，但蔣智由（1865-1929）的《中國人種考》成為推動「西來說」在中國傳播的關鍵著作。

作為《新民叢報》的編輯之一，蔣智由在《中國人種考》中首次系統介紹了拉克伯里的「西來說」。他引用《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等中國古籍來支持巴比倫起源說的合理性。儘管蔣智由對這一觀點持保留態度，認為未來的人類學進展可能驗證這一學說，但他的研究為「西來說」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清末知識分子對「西來說」的反應複雜多樣。一些中國革命民族主義者對拉克伯里所描繪的漢族文明古老且高度發達的形象表示歡迎，並將之與滿族統治者對比。他們將拉克伯里的理論視為對其反滿種族主義理論的支持，這些理論基於赫伯特·斯賓塞的最新譯作。學者章炳麟藉助「中國文明源自巴比倫（Sino-Babylonianism）」和新引入的社會進化理論，解釋來自西亞的農業技術如何與東亞的父系家庭制度結合，將中國從狩獵採集社會轉變為控制複雜農業經濟的封建國家。然而，當意識到「西來說」暗示漢人的外來性，不符合反滿革命的政治目標時，先前的支持者如宋教仁和章炳麟紛紛轉而反對。另一些學者如夏曾佑，則從一開始就反對這一理論。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的歷史教科書中明確指出：「歐人云雲，亦以偏概全」，並提到西方對巴比倫遺址的考古表明，巴比倫文化與歐洲文化相近，但與中國文化差異顯著。

有些學者仍堅持「西來說」，如金為在翻譯桑原的著作時，以註解的方式加入「西來說」的內容，重申了蔣智由《中國人種考》中的觀點。然而，拉克伯里構建的黃帝率巴克族遷至中國的故事已經被認為漏洞百出。為此，丁謙在《穆天子傳地理考證》中修改了這一故事，提出巴比倫發生叛亂，黃帝被迫率眾遷至中國：

「西人只知奈亨台王率其種人遷入中國，卻不知彼國發生叛亂，攻滅其君，才歸附中國。不然，奈亨台王時代國勢正強，何故放棄安樂家園，遠赴萬里？」

拉克伯里的「西來說」在日本學界未形成統一結論，但隨着《支那文明史》在清末知識人中的傳播，這一理論逐漸為部分反滿知識分子所接受，成為他們的「公共知識」。劉師培、章炳麟、陶成章、黃節和宋教仁等人對「西來說」進行了闡述。其接受不僅涉及學術討論，還與排滿革命和追求漢族文化本真性有關。儘管「西來說」在中國的影響力逐漸減弱，但它為清末的排滿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個外來符號，黃帝來自巴比倫這一觀點象徵着漢族的獨特性與進步性。在黃帝民族主義的構建過程中，學者們逐步將這一理論融入中國歷史，並與民族主義和排滿情緒相結合。

然而，隨着中國本土考古學的起步，許多古人類化石在中國的發現為了柳詒徵、梁啓超等人提供了反駁「西方說」的有力論據。繆鳳林在《中國民族西來辯》中明確指出，爪哇人等化石證據：「東亞之有人，為期實先於西亞」。此後，部分學者對「西來說」所依據的古代典籍進行了考證，發現其中不少是後世偽作。朱逖先指出：「晚近言漢族西來者，大都取證於漢魏以來之緯書神話。」（《文字學上之中國人種觀察》）對於兩種文明之間的相似性，陳嘉異指出：「彼此因地理氣候之相等而遂發生類似文明」（《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因此不能推斷中國文化是外來的。五四運動之後，拉克伯里的假說逐漸失去支持，並最終被中國學界否定。

後續理論

學者們仍然對「中國文明源自巴比倫」的原始或狹義形式持懷疑態度，但繼續探討早期中國文化中本土元素與泛歐亞因素的可能融合。20世紀20至30年代，埃爾斯沃思·亨廷頓和畢安祺（Carl Bishop）運用超擴散主義理論（Hyperdiffusionism），提出早期文明的基本要素均在西亞形成，並擴散至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大陸區域。對此，中國學者何炳棣反駁，強調早期中國文明的所有重要元素均為本土發展。

學者馬洛里（J. P. Mallory）和梅維恆（Victor Mair）提出了類似觀點：在中國新疆塔里木盆地發現的距今1800年到公元前數世紀的木乃伊，其身體特徵更接近歐羅巴人而非中國人。儘管學術界對中國早期青銅技術是否受西方草原文化影響存在爭議，他們認為證據支持這一假設。

漢學家約翰·迪迪爾（John Didier）對「公元前9000至公元前500年的歐亞互動世界」進行了深入研究，探討古代東亞、南亞與中東（包括波斯和巴比倫）之間的相互聯繫。他認為，這些跨區域的交流塑造了東亞技術、宇宙觀、宗教、神話、王權、占卜和文字發展的根基。迪迪爾列舉了中東天文學系統、曆法、宗教人物（如黃帝）和基於跨大陸天文觀測的宗教神話的起源或靈感。

2016年，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的孫衛東提出，中國文明的奠基者可能從埃及遷入，因此並非真正的「中國人」。在對古代中國青銅器進行放射性測定時，他發現其化學成分更接近於古埃及青銅器，而非中國本土礦石。孫進一步指出，青銅時代的技術通常被認為是通過中亞陸路傳播的，但他推測這些技術實際上可能是由喜克索斯人（公元前17至16世紀生活在尼羅河流域的黎凡特人）通過海路帶來的。這些技術——包括青銅冶煉、戰車、文字、馴化的植物和動物——正是殷墟商代遺址中出土的文化元素。

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來說

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於1921年在發現仰韶文化遺址並出土大量彩陶後，將這些彩陶和中亞阿什哈巴德的安諾文化、烏克蘭的特里波列文化以及甘肅地區的彩陶進行比較。他在《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從中亞至中國，彩陶的年代逐漸接近現代，推測彩陶工藝可能自中亞向東傳播至中國，由此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假說，即中國文化或源自中亞。然而，1931年，中國學者梁思永通過河南安陽後崗三疊層的發現，證明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連續性，未受外界根本性影響。安特生隨後承認了這一合理性。1945年，夏鼐在甘肅的考古發現齊家文化並不早於仰韶文化，動搖了「西來說」的實證依據，此後安特生不再堅持這一假說。

1942年，裴文中同樣質疑「西來說」，認為新疆彩陶晚於黃河流域彩陶。1960年，李濟將安特生的假說稱為「彩陶之路」，但他本人對這種從西向東的傳播路徑存疑。1965年，蘇秉琦認為彩陶文化在甘肅境內的擴展方向是從東向西。1978年，嚴文明發表《甘肅彩陶的源流》，進一步澄清了彩陶文化自東向西的演變過程。1982年，陳戈指出新疆彩陶呈「東多西少、東早西晚」的特徵，支持彩陶文化的「西去」路線。

安特生提出的「彩陶文化西來說」長期以來在中國學界被視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言論，導致他被貼上了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幫凶的標籤。然而，經過「文革」後的反思，中國考古學界重新評價了安特生的工作，並批判了將政治與學術混為一談的極左思潮。在1985年11月召開的紀念仰韶文化發現65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上，嚴文明指出，儘管安特生是瑞典人，但他當時受聘為中國政府的外籍專家，將其工作歸咎於帝國主義的掠奪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嚴文明對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來說」也作了客觀評價，認為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應分開來看。儘管後來的研究證明，甘肅的彩陶傳播方向實際上是從東向西，安特生的觀點存在錯誤，但這一問題本質上屬於學術討論，與政治無關。

有關論著

柳詒徵在民國早年著《中國文化史》，闡明中國文化的由來，並在學理上上反駁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等假說。

參考資料

• 人種與文明：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學說傳入中國後的若干問題（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陳淳. 考古学研究入门.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08. ISBN 9787301155356. 
• 韓建業. 彩陶之路——考古所见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4-1. ISBN 9787522726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