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尼艾集中營
 集中營主建築（現為薩莫吉希亞教區博物館） | |
  瓦爾尼艾集中營 瓦爾尼艾集中營在立陶宛的位置 | |
| 坐標 | 55°44′38″N 22°22′21″E / 55.74389°N 22.37250°E |
|---|---|
| 狀態 | 已關閉 |
| 安全級別 | 拘留營 |
| 監獄容量 | 300人 |
| 啟用時間 | 1927年1月19日 |
| 關閉時間 | 1931年10月30日 |
| 監獄長 | 科斯塔斯·魯達蒂斯（Kostas Rudaitis） |
| 城市 | 瓦爾尼艾 |
| 國家 |  立陶宛 |
| 著名囚犯 | 布特庫斯·朱茲、弗拉達斯·尼恩卡、梅奇斯洛瓦斯·格德維拉斯、安德柳斯·布洛塔 |
瓦爾尼艾集中營（立陶宛語：Varnių koncentracijos stovykla）是一座位於立陶宛共和國瓦爾尼艾的集中營，於1926年立陶宛政變一個月後建立，用於關押政治犯，多數為被立陶宛取締的共產黨人。該集中營於1931年10月，因大蕭條造成的財政問題而關閉；營運期間，該集中營關押超過1,000名政治犯。後來，安塔納斯·斯梅托納的獨裁政權又再開了兩個集中營，分別位於迪米特拉瓦（1936年開設）和帕布拉德（1939年開設）。[1]
歷史
[編輯]1926年12月，立陶宛軍方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卡齊斯·格里紐斯政權，並由安塔納斯·斯梅托納及其領導的立陶宛民族主義聯盟掌權。[2]對於為何發動政變，立陶宛軍方的官方理由是：他們的行動阻止了即將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據稱該政變將於1926年12月20日發生。軍方逮捕350名共產黨員，其中4名領袖於12月27日[3]被處決（分別是：卡洛斯·波澤拉、尤札斯·格雷芬貝格爾斯、卡齊斯·吉德利斯、拉普拉斯·查爾納斯）。[2]新政府決定為此興建集中營，並選定原瓦爾尼艾神父學院校舍作為營房，該校校舍於一月起義後被徵用為軍營。[4]
集中營啟用後，至1927年2月中旬時，已關押136人。該集中營共可關押300人，但收容人數總數很少超過150人。[4]1927年底，收容人數達到高峰，為187人。[1]這些被收容者（其中有婦女、兒童）往往會在缺乏刑事定罪證據的狀況下，由軍事指揮官命令逮捕、關押，期限通常為1至3個月，也有人被關押至戒嚴令解除為止（也就是沒有期限）。[4]
1931年，該集中營平均收容48人。[4]由於經濟大蕭條導致政府財政困難，立陶宛政府於1931年10月30日關閉瓦爾尼艾集中營[5]，建築物歸還軍方[4]。在集中營營運期間，共關押超過1,000名政治犯。[1]
被收容者
[編輯]前三位被收容者於1927年1月19日抵達，分別為《國家意志報》編輯約奧扎斯·托姆庫斯少校、立陶宛來福槍兵聯盟前理事長普拉納斯·克利馬蒂斯上尉和M.馬爾欽克維丘斯（立陶宛語：M. Marcinkevičius）。[4][6]立陶宛政府指控托姆庫斯及克利馬蒂斯計劃在1927年1月14日至15日發動政變，但幾天後就被釋放。[6]其他知名被收容者包括：作家布特庫斯·朱茲、共產黨人弗拉達斯·尼恩卡、梅奇斯洛瓦斯·格德維拉斯、社會主義律師安德柳斯·布洛塔[4]，以及前財政部長彼特拉斯·卡維利斯。牢房空間很大，每個房間可容納30人。[1]共產黨人利用這點，在集中營內組織自學小組，提升被收容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與理解。[5]
波蘭－立陶宛衝突
[編輯]1927年10月4日，波蘭媒體公佈一封信件，據稱來自瓦爾尼艾集中營裏28名被關押的波蘭教師。該信件宣稱，這些教師之所以被關押，是因為他們拒絕配合政府制定的課程大綱教授歷史。[7]當時波蘭和立陶宛為了維爾紐斯地區的主權發生激烈衝突，這封信件觸及兩國敏感的政治問題。1926年政變後，立陶宛新政權發起反波蘭運動，其中一項措施就是逐漸關閉波蘭學校。1926/1927學年度剛開始時，尚有74所波蘭學校正常營運，至1927年底時則完全歸零，其中一項主要原因是波蘭教師遭受騷擾。1926年政變期間，立陶宛政府逮捕12名波蘭教師[8]:35，其餘教師也陸續失去工作，理由是「不夠瞭解立陶宛語」或「缺乏教師資格」。作為回應，波蘭也關閉國內的立陶宛學校。[8]:36
上述信件有可能是波蘭政府偽造的，因為立陶宛計劃通過新憲法，將維爾紐斯地區主權寫入憲法，並明定維爾紐斯為立陶宛首都。[9]也有可能是由立陶宛政治移民、國內反對派或德國政府偽造，德國計劃要收回克萊佩達/梅梅爾地區主權。[8]:36-37無論如何，波蘭政府以上述信件為藉口，關閉幾十所立陶宛學校（包括立陶宛黎明教育學會旗下44所學校[9]），並逮捕25名立陶宛教師和社會運動者。[10]立陶宛總理奧古斯丁納斯·沃爾德馬拉斯因此正式向國際聯盟申訴，後者則在1927年12月正式會議上辯論本案。[9]
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1.2 1.3 Argustas, Justinas. A.Smetonos režimas nepaklusniuosius grūdo į koncentracijos stovyklas. Veidas. 2011-02-14, 7: 42–43. ISSN 1392-515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1-28） （立陶宛語）.
- ^ 2.0 2.1 Kulikauskas, Gediminas. 1926 m. valstybės perversmas. Gimtoji istorija. Nuo 7 iki 12 klasės. Vilnius: Elektroninės leidybos namai. 2002 [2017-06-18]. ISBN 9986-9216-9-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1） （立陶宛語）.
- ^ Ar nuteisti mirties bausme keturi komunistai buvo tik keturi?. Voruta. 2010-01-10 [2021-08-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1） （立陶宛語）.
- ^ 4.0 4.1 4.2 4.3 4.4 4.5 4.6 Valatka, Vitas. Varnių koncentracijos stovykla (PDF). Žemaičių žemė. 2011, 7: 24–27. ISSN 1392-2610.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6-04-24） （立陶宛語）.
- ^ 5.0 5.1 Šarmaitis, Romas. Lietuvos revoliucionieriai. Mintis. 1988: 259. ISBN 5-417-00071-X （立陶宛語）.
- ^ 6.0 6.1 Lukšas, Aras. Perversmas, kurio nebuvo. Lietuvos žinios. 2012-01-20 [2017-01-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8） （立陶宛語）.
- ^ Senn, Alfred Erich. The Great Powers, Lithuania and the Vilna Question, 1920-1928. E. J. Brill. 1966: 194. OCLC 398265 （英語）.
- ^ 8.0 8.1 8.2 Buchowski, Krzysztof. Położenie szkolnictwa polskiego w niepodległym państwie litewskim (1918-1940) (PDF). Studia z Dziejów Rosji i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2019-05-15, 33. ISSN 1230-5057.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9-05-15） （立陶宛語）.
- ^ 9.0 9.1 9.2 Eidintas, Alfonsas. Antanas Smetona and His Lithuania: From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to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1893-1940). On the Boundary of Two Worlds. 由Alfred Erich Senn翻譯. Brill Rodopi. 2015: 205. ISBN 9789004302037 （英語）.
- ^ Aničas, Jonas. Antanas ir Emilija Vileišiai: Gyvenimo ir veiklos bruožai. Alma littera. 1999: 378. ISBN 9789986027942 （立陶宛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