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难伸
正义难伸 The Thin Blue L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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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 |
导演 | 埃洛·莫里斯 |
监制 | 马克·利浦森(Mark Lipson) |
编剧 | 埃洛·莫里斯 |
主演 |
|
配乐 | 菲利普·葛拉斯 |
摄影 | 罗伯特·查佩尔 斯特凡·查普斯基 |
制片商 | 美国剧场 |
片长 | 103分钟 |
产地 | 美国 |
语言 | 英语 |
上映及发行 | |
上映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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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商 | 米拉麦克斯影业 |
票房 | 120万9846美元(美国与加拿大)[1] |
《正义难伸》(英语:The Thin Blue Line)是一部1988年由埃洛·莫里斯执导的美国纪录片,讲述蓝道·戴尔·亚当斯因于1976年枪杀达拉斯警官罗伯特·W·伍德(Robert W. Wood)而受到的审判和定罪。莫里斯在为一部关于精神病学专家詹姆士·格里格森博士的电影做研究时对此案产生了兴趣。格里格森博士在德州被称为“死亡医生”(Dr. Death),他在许多庭审作证中都判定被告“百分之百”会再犯,包括对蓝道·亚当斯的审判也是。本片围绕此案件的“前后矛盾、不一致和悬而未决”展开,通过莫里斯的调查,不仅得出了与原案不同的结论,甚至还得到了案件原嫌疑人大卫·雷·哈里斯(David Ray Harris)对亚当斯无罪的证言。本片原文片名“The Thin Blue Line”取自对警察的赞美性符号“细蓝线”,莫里斯有意以此来展现“在人民保母神格化形象背后竟是如此无法无天”的讽刺。[2]
虽然获得了许多奖项,但本片在纪录片影评人眼中颇具争议,他们认为在纪录片中不应该使用事件重现的方式呈现,因此尽管赢得了几个最佳纪录片奖,本片并没有获得奥斯卡奖提名,[3]影评人罗杰·埃伯特拒绝将此事归咎于“学院评审委员无法欣赏创新的电影制作手法”。[4]
2001年,《正义难伸》因在“文化上、历史上或美学上具重要意义”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选入国家影片登记表保存。[5]
背景
[编辑]1985年,莫里斯在构思出《正义难伸》之前,他起初计划要制作一部有关于司法精神病学家詹姆士·格里格森博士的纪录片。被称为“死亡医生”的格里格森博士在100多场最终判处被告死刑的庭审中作证。[6][7]作为一名精神病学专家,格里格森博士因在死刑案件中为检方提供证词而闻名。[8]根据德州法律,只有陪审团确信被告不仅有罪,而且如果不被处以死刑,将来还会再犯下暴力犯罪的情况下,才能判处被告死刑。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格里格森博士都会在对被告进行检查后作证,称被告为无法治愈的反社会者,并且“百分之百确定”对方会再杀人。[9]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莫里斯先向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寻求并获得了初始经费,此外莫里斯还获得了公共艺术基金会的资助。[10][11]利用得到的经费,莫里斯得以与格里格森博士进行初步的访谈。[10]在访谈中,格里格森博士建议莫里斯应该从所有他在法庭上作证的囚犯身上开始研究,于是在这次访谈后的首次研究中,莫里斯与蓝道·戴尔·亚当斯会面,并开始了解他的案子。[10]在案件当时的庭审中,格里格森博士告诉陪审团若亚当斯活着,他将持续威胁著大众,但莫里斯在实际与亚当斯交流后,便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犯了罪。[12]此外莫里斯也得知了格里格森博士对被告的“检查”通常不到一个小时,而且手法极其草率,如经常要求囚犯模仿涂鸦。[11]
莫里斯后来选择将研究重点放在对亚当斯被定罪一事的调查上,格里格森博士则完全没出现在《正义难伸》的最终剪辑中。[10]
概要
[编辑]本片呈现了有关达拉斯警官罗伯特·伍德枪击案调查的一系列采访,并根据亚当斯、本案真凶大卫·雷·哈里斯、主审法官唐纳·J·梅特卡夫(Donald J. Metcalfe)、艾米丽·米勒(Emily Miller)和R·L·米勒(R. L. Miller)等证人、以及格斯·罗斯(Gus Rose)、杰奇·强森(Jackie Johnson)、马歇尔·塔奇顿(Marshall Touchton)等侦探的证词和回忆再现了犯罪过程。在庭审中为亚当斯辩护的律师伊迪丝·詹姆士(Edith James)和丹尼斯·怀特(Dennis White)也在本片中现身说法;两人推测之所以亚当斯在有证据显示哈里斯行凶的情况下仍被指控犯罪的原因是因为犯案当下的哈里斯是未成年人、而亚当斯则是能依据德州法律被判处死刑的成年人所致。负责该案的检察官道格拉斯·D·穆德(Douglas D. Mulder)并没有出现在本片中。
本片的原文片名来自检察官穆德在结案陈词中的一句话,即警察是将社会与“无政府”分开的“细蓝线”。这句话改编自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汤米》中的一句诗词,该诗中将英国士兵“汤米·阿特金斯”们称为“细红线”(thin red line)。
风格与手法
[编辑]本片由戏剧重现事件始末、精心创作的配乐以及采访者们的证词组成。[13]莫里斯经常被称赞将黑色电影美学重新运用到纪录片的形式中。[14]电影学者查尔斯·穆瑟(Charles Musser)称赞莫里斯在《正义难伸》中的“虚构电影”手法。[15]莫里斯也声称他所有电影在风格上都在公然“反真实”。[16]莫里斯以剧情片而非典型纪录片的方式呈现人物,不给受访者加上正式身份,而是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判断谁是谁。此外莫里斯还将菲利普·葛拉斯创作的配乐在受访者陈述时播放,进一步强化了带给观众的剧情片感,这也是纪录片中非常规的手法。[15]莫里斯经常将《正义难伸》与黑色电影联系起来,进一步强调它与虚构电影制作惯例的联系。[15]
本片中的事件重现场景是根据证人的陈述精心构建的。[17]尽管莫里斯常被认为是在纪录片中使用事件重现手法的第一人,但此并非为真。[13]本片重现了多个版本的枪击事件,但并没有重现真凶哈里斯射杀伍德警官的版本。
制作
[编辑]在制作本片前,莫里斯曾在纽约市当私家侦探并调查纽约市股票市场的欺诈交易多年,于是在对亚当斯/哈里斯杀警案吸引他的注意后,亚当斯就将当私家侦探学到的技能应用于对此案的研究上。[11][14]
哈里斯早前因在1985年9月1日谋杀马克·沃克·梅斯(Mark Walker Mays)而受到审判并判处死刑,[18]而莫里斯本来在这起谋杀案发生的那个周末安排了与哈里斯的面谈。莫里斯在接受詹姆士·休斯(James Hughes)采访时表示:“我常说这是他错过面谈时我听过最喜欢的借口:‘对不起,我跑去杀人了。’”[19]
莫里斯让采访对象直视镜头的采访风格使得他日后开发出一个被他的妻子称为“Interrotron”的特殊设备,该设备也在莫里斯1997年执导的另一部纪录片《又快又贱又失控》中首次投入使用。莫里斯应用Interrotron的方法通常是将自己置于幕布后面并与一台摄影机对视,那台摄影机会把莫里斯的影像传送到受访者面前的摄影机上类似提词器的设备中,从而使受访者能在不直接看到莫里斯的情况下边对着镜头边与他的影像交谈。[20]
莫里斯与哈里斯在本片最后的访谈只有声音搭上从不同角度录下的录音机镜头,这并不是最初计划好的。采访当天,由于莫里斯的摄影机坏了,使他只得用录音机来记录对话。[21]
公共广播公司、国家艺术基金会、节目开发公司制作公司(Program Development Company Productions Inc.)、公共电视台(Public Television Stations)和安达保险公司集团都资助了这部纪录片的制作。[22]
配乐
[编辑]本片的配乐由菲利普·葛拉斯创作、科特·蒙卡西(Kurt Munkasci)制作、麦可·里斯曼(Michael Riesman)指挥交响乐团录制、并由邓瓦根音乐出版公司(Dunvagen Music Publishers, Inc.)发行电影原声带。[23]
莫里斯声称他在葛拉斯加入之前就曾拿葛拉斯此前作品的混音带,包括《Mishima》、《In the Upper Room》、《Glassworks》等,来编辑成本片的试用配乐。[16][24]在接受《POV magazine》专栏记者马克·格拉斯曼(Marc Glassman)的采访时,莫里斯解释了他为何会请葛拉斯创作配乐的理由:
“我很幸运能说服他(菲利普·葛拉斯)亲自创作配乐。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菲利普·葛拉斯?’,我说:‘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擅长表现存在恐惧(existential dread)。他是存在恐惧的大师’”[16]
发行
[编辑]宣传
[编辑]由于莫里斯不希望被贴上纪录片的标签,宣传他的电影往往并非易事。发行商米拉麦克斯影业最初也是看上本片非传统的风格而选择了本片,并利用宣传手法让本片得以“从艺术影院走进电影院”。[25]时任米拉麦克斯影业主管哈维·温斯坦宣称:“米拉麦克斯从未有过一部以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电影”。本片的宣传海报设计得如同侦探小说一样,并配上标语“一部软调色情电影、死亡医生、一杯巧克力奶昔、一个爱管闲事的金发女郎和《卡萝尔·伯内特秀》。解开这个谜团将是一场谋杀。”(A softcore movie, Dr. Death, a chocolate milkshake, a nosy blonde and The Carol Burnett Show. Solving this mystery is going to be murder.)
温斯坦对莫里斯在采访中的表现相当不满,还写了一张纸条给莫里斯要求他在电视采访上加大宣传力度。纸条上的部分内容是“我听了你在NPR的采访,而你很无聊”,要求莫里斯将这部电影作为一种高度惊悚和情感体验、类似于观看惊悚片或恐怖电影的体验来推销,并建议他采用更短、更清晰的句子。[26]
票房
[编辑]《正义难伸》在美国与加拿大的票房合计收入为120万9846美元,仅在首映周末就有一家电影院获得了1万7814美元的票房收入。[1]虽然本片在自1982年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纪录片中排名第95位,[27]莫里斯表示他在制作过程中还是亏损了。[28]
家庭媒体
[编辑]《正义难伸》于2005年7月由米高梅首度发行成DVD,澳洲则要等到2007年6月才会由Umbrella Entertainment发行DVD,Umbrella Entertainment发行版中有该公司自做的本片预告片为特别收录内容。[29]标准收藏于2015年3月在北美发行了本片的蓝光特别版,并附有导演莫里斯和电影制片人约书亚·奥本海默的访谈影片。[30]
回响
[编辑]评价
[编辑]《正义难伸》在影评汇总网站烂蕃茄上收获了100%的好评率,[31]而在Metacritic上则根据12名评论家的评分给出了79/100分,达到“整体上好评”。[32]影评吉恩·西斯科在《芝加哥论坛报》将本片评为1988年最佳电影的第七名。[33]本片赢得了数个小奖项,但因为使用了戏剧式事件重现,美国影艺学院拒绝提名本片为最佳纪录片。[3]《帝国杂志》的金·纽曼(Kim Newman)评价本片“引人入胜且令人恐惧,是对劣质调查之危险最强而有力的证词”。[34]罗杰·埃伯特给本片打了3.5/4星,并写道:“莫里斯在《正义难伸》中的视觉风格不同于任何传统的纪录片形式。尽管他采访的拍摄方式是从头到肩直拍的,但他的摄影机框住受访对象的方法让我们非常仔细地观察、通过我们的所见所闻来了解他们”。[35]德森·汤姆森给了本片满分,称这部电影“更像是一场醒著的噩梦,而不是一部纪录片。这是一个关于谋杀和正义无法伸张的真实故事,包裹在超现实主义侦探小说的虚构阴霾中,它会让你连续几天处于恍惚状态。”[36]
《正义难伸》是1988年度十大电影排行中获得影评人投票最多的电影,但与第二名的《百万金臂》仅一票之差。[37]
荣誉
[编辑]年份 | 奖项 | 类别[38] | 结果 |
---|---|---|---|
1988 | 国际纪录片协会 | IDA奖 | 获奖 |
堪萨斯城影评人协会(Kansas City Film Critics Circle) | 最佳纪录片 | 获奖 | |
洛杉矶影评人协会 | 最佳纪录片/非虚构片 | 提名 | |
国家评论协会 | 最佳纪录片 | 提名 | |
纽约影评人协会 | 最佳纪录片 | 获奖 | |
1989 | 美国影视剪辑师协会 | 最佳纪录片编辑 | 提名 |
波士顿影评人协会 | 最佳纪录片 | 获奖 | |
多维尔影展 | 影评人奖 | 提名 | |
爱伦·坡奖 | 最佳电影 | 获奖 | |
第4届独立精神奖 | 最佳影片 | 提名 | |
最佳导演 | 提名 | ||
第26届金马奖 | 最佳外片 | 获奖 | |
国家影评人协会 | 最佳纪录片 | 获奖 | |
2001 | 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 | 国家影片登记表 | 入选 |
2014 | 电影之眼荣誉奖 | 影响力荣誉奖 | 获奖 |
由于被宣传为“非虚构片”而不是纪录片,本片被取消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片的入围资格。[17]
影响
[编辑]《综艺杂志》在2008年的纪录片回顾中将本片誉为“过去20年来最具政治色彩的电影作品”。[39]本片对后来的电视和纪录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犯罪现场重现风格的开创性作品。2001年,本片因在“文化上、历史上或美学上具重要意义”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选入国家影片登记表保存。[5]时事电视将本片列入2011年特别节目《死前必看的50部纪录片》名单中的第二名。在月刊《视与听》2014年的调查中,《正义难伸》被影评人们评为史上最佳纪录片的第五名。[40]本片也是仿纪录片影集《纪录片进行式》第一季第四集《The Eye Doesn't Lie》的恶搞题材。[41]
事后发展
[编辑]莫里斯对此案的调查显示了有五名证人作伪证。[42]由于本片面世,亚当斯(他的死刑判决早前于1980年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随后被德州州长比尔·克莱门茨改判为无期徒刑)[43]的判决被德州刑事上诉法院推翻,案件被退回达拉斯县重审。[44]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拒绝再次起诉此案,而亚当斯随后在1989年的人身保护令听证会上被下令释放。[45]
亚当斯出狱后,他与莫里斯就他故事的版权展开了一场法律战。此事后来以庭外和解做结,而亚当斯也被授予任何以他的人生为主题的创作或制作内容的所有权。[46]亚当斯本人谈到此事时说:“莫里斯先生认为他对我的人生故事拥有独家权利。我起诉埃洛·莫里斯不是为了钱或为了拿到《正义难伸》多少%的分成,尽管媒体是这样讲我的。”[47]
莫里斯这边则回忆道:“当[亚当斯]出狱后,他对自己签署了一份让我有权使用他的人生故事的授权书感到非常生气。他觉得我好像偷了他的东西,也许我有过,也许我只是不明白因为莫须有的罪行而坐了那么久的冤牢是什么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整起疯狂的交易和授权书是我和他的律师的关系促成的。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但我想人们在哪,哪就会有麻烦。”[48]
虽然亚当斯被冤狱十二年,但德州不用赔偿他一毛钱。如果根据德州现行法律,亚当斯被发现被错误定罪,他每年的监禁将获得8万美元的赔偿,但由于亚当斯被释放是因为他的案件被驳回,而不是因为他被赦免,所以在他被释放后无法获得来自国家的错误定罪赔偿。[49]亚当斯后来成为一名反死刑倡议人士。他于2010年10月因脑癌去世,但由于他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他的死讯要直到2011年6月才被媒体报导。[49]
后现代主义
[编辑]一些学者认为,莫里斯通过质疑谋杀案事件的确定性,将本片打造成一部后现代主义电影。电影评论家琳达·威廉斯在提及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森的理论框架时写道,只寻求揭示过去的纪录片拥护“对已失去的过去的强烈怀旧”的概念,而《正义难伸》反其道而行,通过掩盖先前确定的历史来暗示亚当斯的清白。
《史丹佛法律评论》专栏作者理查·舍温(Richard Sherwin)认为《正义难伸》实际上呈现了两种情节。他说莫里斯透过非线性故事的构建和排序,以易于理解的手法呈现一个涉及哈里斯而不是亚当斯的故事,这与最初涉及亚当斯的故事没有什么不同,但却是个令人信服的历史重述。舍温说,另一种情节是“后现代怀疑主义”的一个例子。舍温在这个概念中指出社会学家尚·布希亚对后现代媒体“扁平化”的解释意义以及“真理、权威和历史”不可能存在。
舍温也批评《正义难伸》未能解决他所谓的“非因果”情节,他提到了有关该案的某些细节没有获得解答,例如亚当斯犯罪当晚实际上在哪里(亚当斯本人声称他在汽车旅馆房间里看电视然后睡着了,但这没有得出结论性的解释,当时在汽车旅馆房间里的亚当斯的兄弟也没有出现在电影中证实这一解释)。与其回应这些问题,本片的结尾放弃了“非因果”情节,回归到易于相信的叙事,将哈里斯描绘成真凶。舍温认为电影应该接受挑战,穿过历史的阴云,抵制叙事的诱惑,履行“只有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定罪的宣誓义务”。
莫里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接受采访时否认自己有任何后现代倾向,并打趣道:
“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我住在麻州的剑桥,而那里的好处之一就是电话簿中没有“布希亚”的名字。对我来说,一个纯净而纯粹的物质世界是存在的,世上也确实有事件发生。在《正义难伸》中,找出谁驾驶那辆车、谁从座位下面拔出枪、谁射杀了警察是非常重要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可供争夺的。”[50]
莫里斯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采访影片重申了他对真理内在价值的看法,承认人们的历史观总是有缺陷的,但仍然应当寻求真理。[51]
参见
[编辑]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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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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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da Williams: Truth, History, and The Thin Blue Line. In: Barry Keith Grant/Jeannette Sloniowski (eds.): Documenting the documentary: close readings of documentary film and video. 1998. ISBN 978-0814326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