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发展

民族发展（英语：Ethnodevelopment）是一种对抗族群灭绝的政策，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弱势群体或被剥削群体复兴并保护其文化价值。其核心在于强化这些群体抵抗剥削与压迫的能力，特别是提升其独立决策权，以便更有效地掌控影响其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

民族发展政策是对族群灭绝的回应，意在应对因大规模开发而导致的原住民文化流失，例如农村地区的城市扩张、资源开采和森林砍伐等行为。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自我主导的发展，使原住民族群成为其未来规划与社区组织的主导力量，并依循其传统信仰与习俗进行。

历史

历史上，外部力量干预原住民社群经常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传统土地被侵占、群体被迫迁移到较不肥沃的边缘地区，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衰退。这常常导致自我治理的下降，因为新的政治、法律和教育体系逐渐取代了当地的结构，造成贫困、福利依赖和文化身份的流失等社会问题。

民族发展试图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平等来扭转这些趋势。其首要步骤是挑战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并认可原住民文化的多样性。在拉丁美洲，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农村发展计划削减，对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等拥有大量原住民人口的国家影响尤为显著。这些政策开放了土地、水资源和出口市场，对农村生计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对贫困群体的冲击。

尽管民族发展的概念早于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但这些社会经济压力促使原住民群体更加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原住民社区对此的回应包括提出替代政策、举行全国性抗议，并建立跨国联盟，以倡导符合文化的教育和加强原住民领导的政治结构。

结果

原住民群体对文化自主的呼吁引起了全球关注，促使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欧盟等机构调整其政策，以减少发展计划对原住民群体的损害。例如，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与政府官员和族群代表进行了磋商，以制定更能考虑原住民需求的发展框架。

马来西亚的巴特瑶计划（Betau Project）是民族发展的一个实例，旨在将半岛原住民奥朗亚斯利群体（Orang Asli）融入马来西亚社会的同时保护其文化身份。该计划包含一个7,539英亩的定居地，拥有社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支持集体农业和土地拥有权，并保留当地领导体系。尽管巴特瑶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传统信仰与习俗，但仍面临挑战，因为区域市场的层级结构可能进一步边缘化闪迈人（Semai）。此外，尽管“自愿搬迁”在技术上可行，但不断失去自然领地的威胁迫使闪迈人不得不合作，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选择的自由。

安地斯秘鲁的民族发展

民族发展的一个显著案例是由 Hogue 和 Rau（2008）学者研究的案例，在秘鲁南部安第斯山脉的孔巴帕塔区。这个地区有三个不同的生态区，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居住着十三个依赖农业、畜牧和放牧为生的原住民社区。萨尔卡（Salcca）河对这种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它提供了生产牛、干草、谷物和蔬菜所需的水。这条河还具有文化和精神上的意义，安第斯社区不仅将其视为资源，还视其为神圣的、活生生的存在。

安第斯文明的信仰体系与自然紧密相连，河流、山脉和土地等元素被认为是有生命的存在，是健康和精神幸福的来源。在安第斯文化中，每个环境的一部分都有一个守护灵，尊重这些灵魂对于维持社区内部以及与自然的和谐至关重要。

当秘鲁政府提出在萨尔卡河上建造水力发电站的计划，这将破坏农业、牧场并使社区迁徙，当地人民群而抵抗。他们认为大坝不仅威胁到他们的经济生存，还威胁到他们与土地的精神传统和联系，因为这条河在强化他们身份和信仰的仪式和节日中起着重要作用。萨尔卡河谷的原住民群起动员，以他们的民族身份为基础来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并不反对发展本身，但他们呼吁一种尊重他们文化价值观和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形式。在他们的愿景中，发展应包括经济和教育的改善，但必须与传统的安第斯信仰相一致，这些信仰强调生态平衡和社会福利。

他们的倡导强调了自我决定的民族发展的重要性，这种发展根植于经济和精神层面。孔巴帕塔区的经历反映了更广泛的安第斯观点，即“发展”只有在维护文化完整性、促进社会组织和加强与环境的联系时才有意义。这个例子展示了民族发展如何使原住民社区能够在保持核心身份的精神和文化原则的同时，与现代发展进行协商。

学术研究机构

在台湾，2001年国立东华大学成立了原住民民族学院，旗下创立民族发展研究所，为台湾第一座民族发展学术机构，并开办台湾首个民族发展学术课程——民族发展研究所硕士学位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