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馮·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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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馮·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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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Charles_William,_Baron_von_Humboldt_(1767-1835)_-_RCIN_404936_-_Royal_Collection.jpg) 威廉·馮·洪堡肖像畫，由湯馬士·勞倫斯所繪 | |
| 出生 | 1767年6月22日 普魯士王國波茲坦 |
| 逝世 | 1835年4月8日（67歲） 普魯士王國泰格爾 |
| 母校 | 法蘭克福歐洲大學 哥廷根大學 |
| 機構 | 柏林大學 |
| 配偶 | 卡羅琳·馮·達切羅登 |
| 時代 | 19世紀哲學 |
| 地區 | 西方哲學 |
| 學派 | 柏林浪漫主義[1] 浪漫主義語言學[2] 古典自由主義 |
主要領域 | 語言哲學 |
著名思想 | 語言作為一個規則管理的系統（語言的內在形式） 洪堡式高等教育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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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斯蒂安·卡爾·費迪南·馮·洪堡（德語：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1767年6月22日—1835年4月8日）又譯洪堡特，是一位德國哲學家、語言學家、政府官員和外交家，也是柏林洪堡大學的建立者[6]。
威廉·馮·洪堡是德國文化史上影響最深刻和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與弟弟亞歷山大都有廣博的學識，並對當時的時代有著歷史上少見的巨大影響。亞歷山大主要研究的是自然科學，而威廉的研究對象是文化科學，如教育學、國家理論、對語言、文學和文化的分析。他是普魯士教育改革的推動者，同時也是普魯士的外交官。
生平
[編輯]家庭出身
[編輯]洪堡的父親世系來自於波美拉尼亞的市民家庭。威廉和亞歷山大的祖父是普魯士軍隊中的軍官，1738年他由於軍功被升入貴族階層。他退伍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格奧爾格被腓特烈二世授命為伊麗莎白太子妃的大管家。亞歷山大·格奧爾格任此職位直到1769年普魯士太子腓特烈·威廉與太子妃分手。1766年亞歷山大·格奧爾格與信奉喀爾文派胡格諾派（胡格諾派）的富寡婦伊莉莎白結婚。通過這次婚姻亞歷山大·格奧爾格成為泰格爾宮的主人。威廉和亞歷山大就是在這裡長大的，只有在冬季他們舉家搬到柏林市內居住。他們的父母對他們的教育非常關心。
洪堡的父母聘請了非常知名的人物作為洪堡兄弟的教師，從1777年開始戈特羅布·約翰·克里斯蒂安·孔特開始協調和監督各門教程長達十多年之久。在準備大學時兄弟倆獲得自然經濟、統計、自然法和哲學的私人教育。孔特本人逐漸地也獲得了洪堡家庭的信任，開始介入財產管理。1779年亞歷山大·喬治死後他成為洪堡夫人的親信顧問和洪堡兄弟的管家。後來在普魯士改革時期威廉促使孔特成為海因里希·腓特烈·卡爾·馮·施泰因的同事，1829年孔特死後威廉還滿足了他的願望，讓他葬在泰格爾洪堡家族的族墓中。
13歲時威廉就已經能夠流利地說希臘語、拉丁語和法語，並充分認識了這些語言最重要的作家的作品。他極其用功，以至於他身邊的人對此不安。通過孔特的安排洪堡兄弟也進入了興趣廣泛的醫生馬庫斯·赫茲的家裡。赫茲在他自己的家裡教授哲學和物理。威廉也進入了赫茲夫人的沙龍。後來，於1788年，威廉在這裡結識了他後來的夫人卡洛琳。
洪堡兄弟的母親希望兄弟倆可以通過這個良好的教育成為有勢力的大臣。計劃中威廉要學法學，亞歷山大要學國家經濟學。在孔特的指導下兄弟倆進入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大學。一個學期後，1788年春威廉離開了奧得河畔法蘭克福，進入哥廷根大學。
青年求學
[編輯]在哥廷根威廉離開了別人為他計劃的生涯，而是開始追求他自己的趨向、興趣和見解。在學業里他放棄了法學，而開始學習哲學、歷史、古語言，並開始與格奧爾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貝格等交涉。在這個時候他也認識了他後來的夫人卡洛琳，兩人之間的信件保留下來後來被發表，因此洪堡與他夫人的關係後來在19和20世紀被德國市民階層[哪個／哪些？]看作是理想婚姻的代表。
1788年末威廉旅行赴萊茵河/美因河地區，在這裡他結識了環球旅行家格奧爾格·福斯特和歌德的少年朋友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1789年他與他過去的教師坎普一起旅行到正在大革命的巴黎。在巴黎他不但對革命發展感興趣，也對巴黎的孤兒的狀況感興趣，他為此拜訪了一個孤兒院。1789年聖誕節期間他與他訂婚的夫人一起在魏瑪渡過並在那裡結識了弗里德里希·席勒和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1790年初威廉結束了為期四個學期的學業，進入國家機構。他在司法部獲得了一個職位，在這裡他將受到成為法官的教育，並且還獲得了外交方面的經驗。但是1791年5月威廉就試圖以家庭事務為藉口辭去他在司法部的職務。可能威廉對法官教育本身反感，也可能他的其它興趣是他辭職的主要原因，也可能他只不過是為了滿足他的母親和將來的岳父的要求才進入司法部的。[需明示出處]1791年6月29日威廉與卡洛琳在埃爾福特結婚，此後兩年半里他們住在圖林根卡洛琳的父母的莊園上，兩人一起研究古希臘語、文化、藝術和哲學，並與哈雷的古語言學家腓特烈·奧古斯特·沃爾夫有非常深的交流。洪堡對古典歐洲的研究的目的在於研究「人類的哲學」。他認為希臘思想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理想」[何時？]。
洪堡對於古希臘的極高讚美對於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為何？]。1794年他舉家遷往席勒居住的耶拿。對於席勒，以及後來的歌德來說，洪堡是一位敏銳的分析家、有益的批評家和顧問[為何？]。
除1795年/1796年短期中斷外至1797年洪堡與席勒在耶拿關係密切。威廉的母親伊莉莎白死後她的財產繼承給她的兩個兒子，使得他們在經濟上獨立。威廉繼承了泰格爾宮，亞歷山大則獲得了他可以進行他的美洲之旅的資本。
持節羅馬
[編輯]洪堡的母親死後他和他的家庭沒有回到泰格爾，他最希望去的地方是義大利，但因拿破崙戰爭的義大利戰役，安全起見他無法前往義大利。此後四年裡他搬到了由於大革命而依然動盪不安的巴黎。在這裡洪堡與埃馬努爾·約瑟夫·西哀士、斯塔爾夫人和雅克-路易·大衛有非常緊密和有成果的交流。1799年和1801年他從巴黎出發兩次長期去西班牙旅行，這兩次旅行尤其對巴斯克語的語言學研究帶來了很大的成果。
1801年夏洪堡攜妻子兒女回到泰格爾，但是他們在泰格爾只逗留了一年，因為次年洪堡就獲得了舒適而且有利的去義大利的機會：他被委任為普魯士駐教皇國的代表。他在司法部工作時獲得的外交官的地位這次對他有用了。洪堡以擁有國際經驗的貴族的身份來爭取這份職務，他當時的競爭對手覺得作為駐教皇國的代表不是很有利，因為在法國的占領下教宗國縮小了許多，而且教宗本人受拿破崙的牽制。作為普魯士的使節洪堡不是有許多事情要做，因此他和他的妻子卡洛琳一起有許多時間將他們的大使官邸變成一個羅馬的社交中心。法國駐教皇國的代表呂西安·波拿巴、當時的巴伐利亞太子、後來的路德維希一世、斯塔爾夫人、年輕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克里斯蒂安·蒂克和奧古斯特·威廉·施萊格爾均在他家裡往來。
在一封1804年8月23日給歌德的信中他寫明了為什麼羅馬對他有這樣高的吸引力：「按照我們的見解羅馬是整個古代聚焦的地方……但是這主要是一個主觀的印象，但是站在這位或者那位偉人曾經站過的地方不僅僅是思想。不論這是不是必要的幻覺，但是這個高貴、崇高的過去本身展示出其力量。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都無法拒抗這個力量。因為這個地方現在的居民所留下的荒蕪和無法想像的眾多的遺蹟直接吸引著我們的目光……但是即使我們嚮往我們自己是雅典或者羅馬的居民，這也只是一個幻覺。只有從遠處，革除了所有的瑣事，只有作為過去的時代古代才對我們施展出它的吸引力。」
1805年夏，從美洲回來的、當時就已經被稱為「第二位哥倫布」的亞歷山大·馮·洪堡在去巴黎完整地分析他收集的研究資料之前在羅馬他兄弟家裡待了三個月。這說明這兩位在各方面均非常不同的兄弟之間的緊密關係和對話。
教育改革
[編輯]洪堡在羅馬經歷了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普魯士的慘敗和1806年法國占領柏林。1806年秋他寫信給當時普魯士的外交部長說：「我從未追求功名，始終對我居住的、我所熱愛的國家滿足，從沒有希望達到別的地位。但是現在我對在這裡無所作為和不能為受威脅的祖國盡力而感到慚愧。」
但是當時柏林對他沒有其它用處，因此洪堡在羅馬待到1808年10月。他請求假期來處理財產問題以及確定被搶劫的泰格爾宮的破壞回到德國。在這裡他聽說在馮·斯坦開始進行的普魯士改革中他被接管「文化和公共教育」部分。馮·斯坦堅持將這個任務交給洪堡是有原因的。普魯士軍事國家是由腓特烈·威廉一世建立的，在腓特烈二世時擴張，但是此時已經國庫耗盡了，成為拿破崙的一個附庸國。為了走出這個處境，馮·斯坦和他的同仁認為要給予市民階層通過法國革命解放出來的自由要求，促進他們的責任感，通過這個方式為國家贏得新的資源。
洪堡的國家理論早就已經持這個見解了。他被[誰？]看作是德國自由主義的先驅，他的這個見解很快就成為普魯士和普魯士以外君主制保守力量的對頭。在他1792年寫的論文《試圖確定國家的功能的邊界的主意》（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中他寫道：「人的目的，不是他變換的興趣，而是他的理智不斷驅促他的永遠的願望，是將對他的所有能力最高的和最完整的教育。自由是這個教育首要的和必須的條件。……社會能夠提供的最高的財富是將許多個體集合到一起。但是通過國家的介入這些個體多少會喪失其特徵。並非一個國家中的成員生活在社群中，而是每一個臣民與整個國家的關係，而這個國家的精神則體現在其政府中。國家的超級的力量阻止其臣民的力量自由。同樣的原因導致同樣的結果。一個國家的印象越大，不光是其統治者，而且其被統治者也越相似。……一個這樣替其他人思考的人可能的確是錯識其他人，要將其他人變為機器。」
此外洪堡認為教育對於一個人道的生活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在這個時期獲得這個職位的原因之一：「一個國家、一個時期、整個人類要獲得我們的讚美的條件是什麼？其條件是教育、智慧和美德在這個社會中盡可能地普及和施展，使得其內在的價值提到非常高的地步。以至於假如我們將人從這個社會中抽出的話其教育、智慧和美德留下巨大的成分。」
洪堡接到了他的委任後他猶豫是否接受這個委任。他的猶豫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官職不是直接只向國王負責的部長，而是內務部部長手下的一名局長。他主要是擔心相對於他的任務的意義他在進行教育改革時沒有足夠的自由余地。但是最後他還是屈從了這個事實。在他的同事的幫助下他很快就在哥尼斯堡進行迅速的，但是有仔細考慮的改革，他的改革內容包括小學、中學、高級中學和大學的教程、教師培訓和考試制度。作為他的改革措施的高峰是他1810年建奠定的柏林大學（柏林洪堡大學的前身）。洪堡大學一開始就獲得了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費希特、尼布爾等有名的學者作為教師。其學生和教師之間的關係以及大學的任務均是雙重的：除了教學外大學還有研究的任務，學生和教師直接參加研究工作。而且在教學和研究上大學擁有比較大的自由性，國家對於大學的束縛比較小。洪堡認為大學明智的自主本身就是符合國家需要的。而且大學自主可以利用國家無法利用的資源。
有人[誰？]批評洪堡的理想教育來自他本人貴族優越的生活，因此出於財政上的約束和社會實際無法普及化。洪堡本人也強調它所受到的個人奢侈的個人教育在其它情況下要改變後才能施用。1809年12月他向國王做的報告中他建議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市民社會：「有些知識應該是普及的，有些鞏固思想和性格的教育應該是每個人都獲得的。不論其職業，只有一個良好的、正直的、啟明的人和市民，才能成為一個好的手工業者、商人、士兵和企業家。只有通過給予他必要的學校教育他才會輕鬆地學習他的職業必要得專門知識，而且會具有（在人生中經常發生的）更改他的職業的自由。」
洪堡計劃了一個三級的學校制度：小學、中學、大學。1809年秋他提出了兩個教育系統的設計。這兩份計劃針對階層教育，而提倡普及教育。它們尤其針對貴族學校、軍校和市民學校這些專門對一定職業的學校分類。他建議在三年制的小學中使用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方法：「這個方法的基礎在於孩子在受教育的時候始終完全理解他正在聽到的、說的、做的事情為什麼是這樣的而不是別樣的。」理想的中學生對於洪堡來說是人文中學，是作為大學學業的準備。他提倡利用古語言來修養思想。
洪堡和他的同事留下來的長久的改革措施有：
- 1810年引入的教師考試，中學教師必須掌握古語言、歷史和數學；
- 1812年引入統一的中學畢業考試（不過到1834年才完全執行）；
- 1816年引入的十年制的中學教程
洪堡始終試圖提高他在內閣的地位，來使得自己在內閣中獲得更大的自由和與其他內閣成員一樣的地位，他試圖說服國王採納這個見解。但是一年後他認識到他的力量不足。作為最後的壓力他提出辭職。在此後的兩個半月的時間裡有關於讓他負責內務部和外交部事物的討論，但是最後他的辭職還是被批准了。由於當時他在接管文化局的時候就已經有約在先，此後回到外交工作上去，因此在他辭職後他被委任為「駐維也納的特殊大使和全權大臣」。
每次洪堡辭職均受人批評。一般認為自愛、愛享受、愛輕鬆和自大是他辭職的原因。但是在他在職的時間裡他始終是非常勤勞和非常用功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為社會作貢獻不是沒有條件的。每次假如環境限制他，無法使得他實現自己的時候、假如他的願望不能實現的時候、假如他覺得無法滿足他的要求得時候他就結束任何職任。在這一點上他對自己無愧。
再任大使
[編輯]洪堡在柏林進行教育改革的期間，他的夫人和孩子留在羅馬。1810年秋他們移居維也納，在這裡他們又恢復了在羅馬的社交生活。通過他的一位少年時期的、當時在奧地利的機構中工作的朋友他了解到了當時奧地利外交部長克萊門斯·梅特涅的基本政策。由此他能夠正確地向柏林預言奧地利對拿破崙對俄羅斯戰爭的看法以及俄羅斯戰爭失敗後奧地利的舉動，並且能夠協助鼓動奧地利參加反拿破崙的聯盟。有人[誰？]認為這是洪堡最大的外交成果。
在維也納會議上和在德意志聯邦的談判中洪堡是普魯士首相卡爾·奧古斯特·馮·哈登堡親王的副手。他寫的許多備忘錄後來成為聯邦協約的內容。但是洪堡與哈登堡在建設歐洲未來的展望上的一致性沒有維持很長時間，因為洪堡的自由主義與梅特涅的復辟趨勢越來越對頭，這使得洪堡的地位越來越下降，而哈登堡也並不支持洪堡。到維也納會議結束時梅特涅與洪堡之間的對立已經使得洪堡無法再在維也納待下去了。1816年洪堡被派到法蘭克福談判德意志聯邦談判中未解決的領土糾紛，此後他被派為駐倫敦的大使，這實際上是將他架空了。1817年洪堡有數個月在柏林作為沒有部門的內閣成員參與政治。哈登堡多次表示想給洪堡一個部長位置，而洪堡則表示他接受部長位置的條件是改革內閣，將內閣改革為一個同僚團的形式。哈登堡覺得洪堡的這個條件是對他本人的威信的挑戰。因此他催促洪堡迅速去倫敦。
洪堡在倫敦待了半年後就以家庭原因為由請求調離，但是哈登堡不希望洪堡返回柏林，因此沒有批准。洪堡因此直接向國王要求調離，他再次被派為普魯士在法蘭克福駐德意志聯邦的代表。1819年1月他還是被指命為部長，管理階層事物。洪堡可能希望能夠通過這個機會來實現腓特烈·威廉三世許諾的君主立憲制，因此他沒有提出改革內閣的條件就接受了這個部長的職務，儘管哈登堡的反對和哈登堡自己的憲法計劃。洪堡答應接受部長職務在公眾獲得了很大的支持，這也可能是請他出任這個職務的原因。但是哈登堡希望在洪堡到達柏林前就決定憲法問題，因此他給了洪堡一大堆的事物，讓洪堡在法蘭克福周旋。洪堡因此一直到當年夏才得以來到柏林。
但是這個時候對於一個自由的憲法來說是非常糟糕的時機。就在洪堡入職的時候普魯士和奧地利政府首腦達成《卡爾斯巴德決議》，迫害和鎮壓大學和公共生活里的自由運動。雖然此後哈登堡和洪堡均向憲法委員會提出憲法的建議，但是此時普魯時已經決定不立憲法了，因此洪堡的鬥爭最後是徒勞的。1819年12月31日由於他強烈反對警察對「煽動者」的迫害而被解職。
晚年生活
[編輯]洪堡51歲時終於又可以自由選擇他的居住地和工作內容了。他決定在父母留下的泰格爾定居。但是他決定按照他自己的願望和審美觀改建泰格爾宮。對於他來說古代藝術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這應該體現在他的居住地中。他請他在羅馬就已經結識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來負責設計這個巨大的改建工程。申克爾在外表上建造了一個四層樓高的古典式表面，在內部則將空間改建為適合放置洪堡夫婦長年收集的大量大理石雕塑。這樣泰格爾宮不但成為一座獨特的住房，而且也是普魯士第一座古代博物館。
洪堡與申克爾之間的合作非常好。1824年10月改建後的泰格爾宮落成典禮上普魯士太子夫婦也參加。數年後洪堡與申克爾又合作建造了柏林盧斯特花園里的老博物館。1825年洪堡成為新成立的藝術朋友協會的主席，促進藝術的發展和為藝術家提供協助。洪堡對古代的知識在設立老博物館時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830年老博物館開幕時普魯士國王對洪堡大加讚揚，並授命他從此可以參加內閣會議。當然這並不是說要洪堡回到政壇，因此洪堡也很少真正參加內閣會議。
1829年卡洛琳逝世，洪堡的健康狀況下降劇烈。他的症狀很像帕金森氏症，但是他依然能夠每天晚上立地作成一首詩。他的作息時間非常嚴格。
洪堡的後代在19世紀和20世紀中不顧政治上的變遷和動盪始終保持洪堡的遺願，使得泰格爾宮至今始終保持了其家族住址，又部分對公眾開放為博物館的雙重作用。
語言研究
[編輯]洪堡晚年在泰格爾主要研究語言。其資料部分來源於他本人在旅行中收集的，部分則來自於他極大的信件往來，還有部分來自於他的弟弟旅行中收集的。從1827年開始亞歷山大回到了柏林並經常到泰格爾拜訪他的哥哥。威廉死後亞歷山大在一封信里這樣評價他的哥哥：
「他就好像是站在自己身邊一樣，促進了一種新的、廣的語言學，這種語言學的基礎是人類的思想特徵，它將不同語言的結構歸為不同的種類：整個地球上有許多不同的語言，每種語言有它們自己的結構，而他則將所有這些語言和結構看作是一個研究對象，……（他的研究結構）不但對於當代研究語言語法的學者來說是永恆的，他也是揭示所有語言之間的聯繫，以及這些聯繫對整個人類的思想形成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印象的人。」
除他在少年時代學的那些語言外，洪堡後來還學會了英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巴斯克語、匈牙利語、捷克語和立陶宛語。他的語言研究包括了美洲土著人語言、科普特語、古埃及語、漢語、日本語和梵語。洪堡認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特徵：「語言是人類情緒的搖籃、家鄉和住地，因此在語言裡包含和隱藏著人類的情緒。」
人與人之間要交換複雜的思想必須通過共同的語言，對於洪堡來說這也是科學發展的動力和媒體：「理解不是不可分割的點與點之間的接觸，而是不同人的思想圈之間的部分重疊。這樣才會有人類的思想進步，每個思想的擴展可以進入到另一個人的思想圈內，而同時又不會束縛另一個的思想。對思想的束縛只會導致反感。這是思想擴展的必須條件。」
他是最先提出「語言左右思想」的學說的學者之一，參看新洪堡特學說。從詞句關係這樣偏語序的角度把語言分類為：分析語、綜合語、多式綜合語。並提出了語言進化論：第一階段是假想中的最初的「原始語言」階段；第二階段就是漢語這樣的詞序與虛詞發達的分析語；第三階段是粘著語；第四階段是屈折語，如印歐語系。由於這與歐洲有代表性的德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英語從古典到現代其曲折成分越來越弱的趨勢相反，因此當時英國語言學家繆勒所言：印歐語的歷史除了逐漸衰敗的過程，就剩下零了。
著作
[編輯]- 《國家活動限界》，又譯《論國家的作用》，威廉·馮·洪堡著
參考資料
[編輯]- ^ Helmut Thielicke, Modern Faith and Thought,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0, p. 174.
- ^ Philip A. Luelsdorff, Jarmila Panevová, Petr Sgall (eds.), Praguiana, 1945–1990,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4, p. 150: "Humboldt himself (Humboldt was one of the leading spirits of romantic linguistics; he died in 1834) emphasized that speaking was permanent creation."
- ^ David Kenosian: "Fichtean Elements in Wilhelm von Humboldt'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Daniel Breazeale, Tom Rockmore (ed.), Fichte, German Idealism, and Early Romanticism, Rodopi, 2010, p. 357.
- ^ 4.0 4.1 Jürgen Georg Backhaus (ed.), Th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Humboldt: History, Policy,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Springer, 2015, p. 58.
- ^ Michael N. Forster, After Herde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German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9.
- ^ 該校在帝國時期稱腓特烈·威廉大學，後改稱柏林大學。冷戰中柏林東西分治，東部的柏林大學便以洪堡兄弟為名，以彰紀念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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