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

葛佩琦（1911年9月—1993年1月13日），原名葛畔珩，男，山東省平度縣仁兆鎮淖泥溝村人。中共地下情報工作者。其前半生涉及國共諜戰，他是「反右運動」中的受害者。

人物生平

受教育的經歷

幼時家貧，在鄉間勞作，農閒時在私塾念過書。後考入縣城由美國基督教會辦的知務中學附屬小學，行將畢業時因知務中學停辦而輟學。

1929年春，到黃縣(今龍口)，考入由美國教會辦的崇實中學。1930年5月3日，崇實中學學生自發集會紀念濟南「五三慘案」兩周年，美國校長為此宣布「停止上課，解散學校」。此後葛佩琦離開黃縣，負笈赴京，以勤工儉學維生，在1933年暑期以同等學力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

1937年6月，葛佩琦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獲得學士學位。

不平凡的事功

抗戰時期

初入北大時，埋頭學習，少涉政治。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民族危難日深，而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中國共產黨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葛佩琦傾向於贊同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事變後，葛佩琦感到不能再安心讀書，參與發起了北京大學學生會，從此投身抗日救國運動。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葛佩琦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此後至1936年12月一直是北大學生會及「民先」（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的領頭人物。

1937年6月，自北大物理系畢業後，參加北平各校學生在西山聯合舉辦的軍事夏令營，學到一些游擊戰常識。

1937年7月底，北平和天津先後淪陷。與一些同學赴南京，參與組織「南京平津流亡同學會」，被推選為執行委員。

1938年，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京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二月，與戰訓班百名同學抵河南鄭州，被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潛委派為民運指導員，到各縣去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保衛戰區安全，支援徐州會戰。

1938年7月，在洛陽經八路軍洛陽辦事處主任劉子久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派他去做商丘地區民運專員宋克賓及官兵的統戰工作，以利於新四軍彭雪楓部進駐豫東建立抗日根據地。自此留在國民黨部隊為中共工作。

1942年，參加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的西安地下情報工作，以國軍少將參議及「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的身份攜帶配屬電台到安徽界首，指揮聯絡人員在商丘、柘城、亳縣等淪陷城鎮搜集日偽軍事情報。

內戰時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奉命前往北平建立地下聯絡站，準備向東北轉移。

1946年春，經人介紹在北平見到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頗得余之賞識，獲其委任為「東北保安長官部政治部少將督察」。

此後直至1948年11月，葛佩琦一直在東北各地，從事中共情報工作，刺探杜聿明、陳明仁等國軍將領情報。直至國民黨軍在戰場敗退撤離東北前夕，葛佩琦仍能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身份在社會上活動。

自1938年入黨至1949年的十多年間，葛佩琦一直在掩護身份之下為中共工作。

「極右派」案

北平和平解放後，與葛佩琦單線聯繫的地下人員已於1947年秋被捕生變，他的黨組織關係一時無從證明，使他成了一名「黨外人士」。

作為教師在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大"）理化研究室工作期間，先後編寫了《物理學講義》，出版了《電磁感應》和《自然常識問題解答》兩部書。

厄運突降

1957年春，整風運動開始。作為老黨員，葛佩琦對黨本無不滿，也未想在整風中提意見。而人大黨委兩次三番邀請他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他自忖並非黨外人士，一再謝絕參加。後經反覆動員才勉強到會。

5月24日，他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說了幾句很一般的話，大意為：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分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

5月26日，《北京日報》第二版頭條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在23日和24日連續召開講師以上教師座談會的消息，引題為《克服教條主義、宗教主義、驕傲自滿情緒》，大字正題為《中國人民大學趕快前進！》，文後對襯的標題是：《教師繼續座談，踴躍提出意見》。該文第五個小插題《葛佩琪（琦）談黨群關係》，全文為：

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琪（琦）的發言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認為「今天的黨群關係比起1949年差了十萬八千里」，他說「群眾為什麼對我們（黨和政府）起惡感呢？因為我們作的事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好。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產黨」。他甚至提出，現在共產黨工作做得好沒話說，做不好，群眾就可能打共產黨，殺共產黨的頭，可能推翻他。他接著提出：現在學校領導上總愛說這個公式：大家意見很好，能處理的就處理，不能處理的就解釋清楚。他認為有錯就應該承認，當不了校長可以自己申請調動，自己造成的錯誤應該請處分。今天不是再用這個公式的時候了。

對《北京日報》的這一報道，葛佩琦沒有提意見。

5月27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周報》登出了他的「發言」，把它變成了：「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當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長、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周報》上那段話氣憤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道：「葛佩琦同志，你不用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以後的事變證明，聶這番話其實是在繼續「引蛇出洞」——誘你爭辯，而你只要爭辯，就是繼續向黨挑戰、對抗！）

5月31日，《人民日報》第七版發表《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舉行座談會 教師們從不同觀點提出問題》，其中寫：

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工業經濟系物理化學教研室講師葛佩琦說：我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物資供應之所以緊張，這是由於執行黨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豬肉哪裡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養豬所造成的。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老百姓幾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利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例如，1945年抗戰勝利時，受了日本人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用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是看匯報多少，匯報的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這是組織給的任務。

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6月5日，《人民日報》第七版以《讀者來信》形式，發表了《我反對葛佩琦的觀點》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連刊出四篇「讀者來信」：《老百姓沒有委託葛佩琦發這樣的言》，《葛佩琦的發言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眾生活水平沒提高嗎？》。

6月8日，《人民日報》第七版發表《中國人民大學教師汪金丁等發言 要跟葛佩琦劃清思想界限》，其中一節以小標題《葛佩琦繼續發表反共言論》：

葛佩琦說，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他說，群眾為什麼不敢信任共產黨呢？因為群眾在八年中體會到共產黨善變，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顧高級知識分子，校部派公務員送飯送水，今年實行精簡節約，又取消了公務員。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人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時，把對流過血和汗的人關在大門之外，冷若冰霜。有些黨員六親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黨給媽媽來信稱同志。這些事例說明，群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說，1949年群眾對共產黨不會有這麼多意見。三害不剷除，狂瀾既倒，挽狂瀾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個可能被狂瀾沖走，葬身魚腹。

該文還有兩節的標題為《汪金丁說，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種思想劃清界限》、《趙玉珉表示堅決反對葛佩琦的觀點》。見報後，葛佩琦當即寫了要求更正的信，於6月9日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這封更正信，到90年代居然被查到）。但是，《人民日報》非但未更正，反而於6月14日第三版以本報南京電《誰說統購統銷搞糟了？誰說人民生活沒提高？　農民用鐵的事實粉碎反動謊言　一個農業社春節殺豬百餘頭》、保定電《去年河北水災比那一年都大 因為統購統銷才沒有餓死人》、瀋陽電《有線廣播圖書室　業餘劇團俱樂部 解放前農民夢也夢不到這種生活》，發表三篇駁斥葛的報道。同時刊發了《葛佩琦的學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繼而於6月15日發表馬寅初署名的《我對儲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論發表些意見》。6月16日，《人民日報》在《堅決粉碎右派的進攻》的大標題下，發表《農業勞動模範痛駁葛佩琦》的小標題，在《復員軍人號召保衛革命果實》的那一段寫「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說共產黨員『無惡不作』」。6月17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發了新華社的報道：《人民大學教授抨擊葛佩琦王德周》 。6月18日《人民日報》第七版《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北京礦業學院礦工和革命軍人出身的學生座談》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按不住心頭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總標題下，老蘇區人民、河北一農業社農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會或談話，痛斥葛佩琦的「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台」…… 全國大小報刊掀起了批判葛佩琦的浪潮。葛佩琦成了全國有名的「極右派」。

1957年12月24日深夜在家被逮捕，羈押於「草嵐子看守所」。1959年4月中旬轉押北京市局看守所。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葛佩琦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64年春由北京市局看守所轉入北京市第一監獄。因腳生毒瘡造成的後遺症腿腳麻木，走路架雙拐，未參加勞動,長期住在監獄醫院的病房。1966年8月6日晚上隨500多名服刑人犯被送到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山西省勞改隊第四支隊的大青窯煤礦，1966年8月下旬被轉入太原第一監獄被分配在製鞋車間勞動。在長達18年的冤獄中他受盡折磨摧殘，家人亦遭牽連（二哥葛畔瑜二嫂因此而慘死），妻子為了兒女的生存忍痛提出離婚。1975年3月，經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將其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1975年冬，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黨政軍特人員全部予以寬大釋放。1975年12月11日，老黨員葛佩琦終以原國民黨少將的身份獲得特赦。原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已經被撤銷，在北京沒有接受單位，難以解決住房和工作問題。女兒向北京市公安局寫了一份保證書，保證葛回到北京之後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1976年3月26日山西省勞改局派了幹部和護士各一人，護送葛回到北京，一行人住在崇內旅館。住到女兒在北京北郊清河鎮附近農村借的一間房子，每月東城區的交道口街道辦事處領生活費18元。1976年9月下旬辦妥從東城區糧食局每月借糧票28斤的手續。1976年10月東城區委統戰部與東城公安分局研究決定在其女兒的住處給葛佩琦落戶口。1977年1月8日寫了一封悼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信，寄給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鄧穎超，信中談到回到北京將近一年仍流落在京郊農村中沒有一個固定住所。鄧把信轉給了東城區委。1977年2月下旬東城區委統戰部通知葛去看房子，這是交道口東大街96號住了16戶人家的大雜院內一間8平方米的小平房。1977年3月8日搬進這間房。

艱難昭雪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開始平反全國的一些重大冤案。葛佩琦為自己的歷史沉冤，12月25日到中央組織部信訪處接待站上訪，被中組部宣教幹部局郝局長接待。人大分管落實政策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張騰霄建議葛向法院申訴再審。1979年7月16日葛給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寫了一封申訴信，要求平反冤案。此信被批轉到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11月1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此案的辦案人員對葛說：我全部看了你的案卷，其中材料不全。誰介紹你入黨的？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誰派你打入國民黨軍事機關做地下工作的？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什麼身份為掩護？你為黨做了些什麼工作？你回家寫一份補充材料給我。葛寫封信給羅青長，羅讓該部政治部寫了證明材料。陳忠經和與葛一同在東北工作過的邢國彥也都給寫了證明材料。有關方面將這些材料轉給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葛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國務院勞動總局顧問劉子久，掩護葛打入第一戰區的時任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建國後曾任江西省副省長、全國人大代表），都為葛寫了證明材料。11月20日葛把補充材料送到高級人民法院。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也派人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聯繫了關於葛的冤案平反問題。12月11日該辦案人員對葛說：你的問題已經結案，送到北京市委審批去了。批回之後，我們通知你，你不用再來催辦了。

1979年11月12日，作為應對當年錯劃右派負責的單位，人大黨委依據1957年報紙上刊登之詞，做出的《關於葛佩琦右派問題的複查結論》仍然是「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葛只得繼續到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教育部、北京市委等處繼續申訴。中央組織部一位年輕接待工作人員對葛說：你的問題己經定型了，沒有中央指示，難以起死回生。1980年4月2日下午17時，葛到胡耀邦家門口按門鈴遞交了一封500字的申訴信。胡在他的申訴信上批示「指定專人，督促有關單位對葛佩琦同志落實政策。」轉交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陳野苹，指定中組部干審局的一位局級領導接見。1980年7月下旬，中國人民大學右派摘帽辦公室讓葛看了複查出來的材料，其中就有1957年6月9日葛寫給人民日報社的那封更正信。葛將那封更正信抄錄下來，分別寄給了黨中央和北京市委等有關單位。關於葛的錯劃右派改正問題，又提上了有關單位的議事日程。原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也寫出證明材料，證明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報》發表葛的發言之後，葛曾到校黨委會作了更正。

1980年11月17日，葛給五十年代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兼統戰部長兼紀委書記、監委書記兼人事處長，現任國務院參事的李逸三寫信：「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實際情況，向有關方面為我寫個證明材料，協助我解決這個錯劃右派的改正問題」。11月19日，李逸三給胡耀邦寫信，介紹了1957年人民大學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葛的發言、被劃為右派的情況，以及葛的個人歷史，要求為葛平反。該信經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辦公廳轉到北京市委。1980年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宣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80）高刑監字第893號《刑事再審判決書》，全文如下：

申訴認（原審被告人）：葛佩琦，又名：葛畔珩，男，六十七歲，漢族，山東省平度縣人，原系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分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號刑事判決，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九七五年一月經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號裁定，減刑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赦釋放。現住本市交道口東大街九十六號。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認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實、性質和處刑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改判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號刑事判決書及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號裁定書；
　　二、宣告葛佩琦無罪；
　　三、原判沒收的黃金四十一兩六錢八分折合人民幣叄仟陸佰伍拾叄元壹角肆分整，發還本人。

1982年1月10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做出《關於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運動中問題的複查結論》：「根據中共中央（78）55號文件和（80）60號文件的精神，對葛佩琦的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進行複查，予以改正。撤銷一九五七年劃葛佩琦為右派分子的決定，恢復政治名譽，從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復原教學六級工資待遇。」這個《複查結論》被報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會。北京市常委會發出「京常字（82）2號通知」：「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書記辦公會議同意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意見，對葛佩琦的右派問題予以改正。」2月18日，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82）京高教字011號」文件向中國人民大學黨委轉達了市委常委會的通知。但《複查結論》仍未明確說明是錯劃右派。

1982年5月4日，葛給羅青長寫信，陳述了其經歷和目前急待解決的黨籍問題。羅青長發函證明1944年秋葛佩琦從淪陷區回到西安由趙耀斌給接上情報工作關係時，就接上了黨組織關係。1982年6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收到羅青長的這份證明材料。葛的入黨介紹人劉子久也寫信給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建議恢復葛的黨籍。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將這些證明材料報給北京市委組織部，並建議批准恢復葛的黨籍。1983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作出決定：「恢復葛佩琦同志的黨籍，黨齡從1938年7月連續計算。」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報》發表了葛的《回憶"一二·九"革命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葛的《新憲法肯定了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2月18日《光明日報》以《葛佩琦同志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已得到改正》為標題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做出《關於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運動中問題的複查結論》中的主要內容。12月19日《羊城晚報》發表了石灣寫的《兩訪葛佩琦》，香港《文匯報》全文轉登了這篇訪問記。由此，先後收到近千群眾來信。

1985年6月14日葛向北京市委提出申訴，請求解決複查結論中遺留的未明確是「錯劃」右派問題。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通知：「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問題，屬於錯劃，予以改正」。

1985年是一二九運動五十周年。12月9日，《北京晚報》發表了王曉陽寫的《撫今追昔意縱橫 訪「一二·九」運動時期北大學生領導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國人民大學》報發表了周建明寫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走上光明之路 訪「一二·九」老戰士葛佩琦同志》。

1987年1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確認葛佩琦為教授。

身後之名

1993年1月13日，葛佩琦因心臟病發辭世。新華社為此發的電訊稿寫道：「……他曾兩次遭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堅貞不屈，表現出革命者的氣節。他多次受黨委派，在國民黨軍政機構長期從事地下工作，不顧個人安危，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剛直不阿，心胸豁達，對革命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過。在冤案平反之後，他以新的姿態投入四化建設，抱病著述，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為人民貢獻一生。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從不以老前輩的身份自居，始終保持一個革命者者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