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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介绍中国云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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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其省會昆明為中心。

中共云南省委（以下简称“省委”）於1966年5月8日決定：加強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成立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該小組由時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委宣傳部長的高治國任組長。高治國提議（並經雲南省委書記處通過），拋出《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為替罪羊，將其定性為北京“三家村”在雲南的分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五一六通知》，省委拋出高治國以保全雲南省委。批判高治國的第一張大字報，是由雲南大學政治部副主任尤正發等人在6月29日寫的。高治國升任省委宣傳部長之前，曾經任過雲南大學的校長兼黨委書記。高治國離開雲南大學之前，把尤從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提拔為校政治部副主任。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等人以加強領導為名，向省內幾個主要大專院校派出工作組。閻聲稱，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是集中力量打擊牛鬼蛇神，打擊反革命，打擊資產階級右派，打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說教師隊伍問題多，家庭殺、關、管的占40%，問題嚴重的占10%至20%可以清洗。根據他的指示，各地組織大批工作組，集中整訓中小學教師，把大批教師打成“反革命”。雲南省委在控制各大專院校運動時，拋出幾個聞名的“右派”（如雲南大學的李廣田），把鬥爭矛頭指向普通的幹部和群眾。據統計，雲南大學、昆明師範學院、昆明工學院、昆明農林學院、昆明醫學院5所高等院校的3,470名幹部及教職工中，被大字報點名的達1,867人，占53.7%。8月18日，毛接見紅衛兵。19日，雲南大學物理系學生曹齊康和保榮卿貼出大字報，指責揪鬥高治國是省委“舍車馬，保將帥”的陰謀。該大字報的攻擊目標指向省委，省委立即組織上千人的大字報圍攻，說大字報是反革命的。就在曹、保二人被圍攻，以至於曹不得不向校黨委和工作組俯首投降之時，雲南大學物理系的學生方向東挺身而出。在全校貌似轟轟烈烈實則萬馬齊喑的高壓下，方向東寫出一份同情曹和保的大字報。方向東在大字報中非議對曹、保的圍攻，主張平等待人，以理服人，讓人講話，進行真正的大辯論。霎時間，全校師生的大字報矛頭又都指向方向東。於是方向東成為眾矢之的，日子異常難過。

8月20日，毛的《炮打司令部》以文件發到雲南，中央要求立即傳達。省委扣壓該文件，並未及時傳達。省委認為，現在學校鬧得很厲害，機關再亂起來可不得了，毛的大字報被扣壓100多天。8月23日，在北京南下串聯隊的支持下，昆明工學院（簡稱“昆工”）等校的學生到省委禮堂集會，提出“炮轟省委，火燒市委”的口號，雲南的群眾運動正式揭開帷幕。省委表面上表示歡迎，暗地裏准備把“八.二三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說這是類似匈牙利事件的小政變。由於昆明工學院參加造反的學生人數眾多，省委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讓他們全部外出串連，其它各高校的學生也先後走掉一半以上。雲南大學和其它高校的造反派（不幸的是，他們是少數派）被勒令不准外出，留在校內受到打擊。然而在客觀上，這樣做卻保證了除昆明工學院工以外昆明各高校造反派力量的完整。繼續炮轟省、市委的任務，曆史地落到雲南大學和其它高校少數派的身上。8月26日，在省委的支持下，“昆明地區紅衛兵總部”召開成立大會，省委派官員出席這次大會。大會選定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朱家壁少將的女兒、昆明第八中學的女生朱勉生為總隊長，聘請昆明軍區政治部主任許志奮為總輔導員。顯然，這是一個以保衛省委為目標的保守派組織。雲南大學的少數派和昆明地區其它高校的少數派，具有一種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的氣概。與發起“八·二三風暴”時的造反派相比，雖然間隔不算長，這些少數派顯得成熟多了。他們開始懂得喚起民眾的重要性，活動範圍不再局限於各高校，而是小心謹慎地深入到“昆明地區紅衛兵總部”控制得最厲害的一些中學和中專學校裏。他們在那裏發展了為數可觀的一批造反派，並在工廠和機關裏也贏得一批同情者。在認為已經具備一定力量的時候，他們發起對省市委的第二次大沖擊。9月14日，在北京學生及其它外地學生的鼓動和支持下，雲南大學少數派串連雲南各高校及中專中學生共1,700多人，組織炮轟省委火燒市委的大遊行。遊行隊伍首先沖擊雲南省委的機關報《雲南日報》社，繼而沖擊省委機關大院並進駐省委禮堂，點名要見省委書記閻紅彥。這是繼“八·二三風暴”之後的一次規模更大，口號更為響亮，遊行者的來源更加廣泛的一次造反活動。這就是在雲南文革史上被稱為“九.一四狂飆”的造反行動。保守派垮臺之後，“八·二三事件”成為雲南一大派群眾組織的標志和旗幟（簡稱“八·二三派”、“八派”）。“九·一四事件”成為雲南另一大派群眾組織的標志和驕傲（簡稱“炮派”）。

在上海“一月革命”影響下，1967年1月中旬，“雲南大學炮兵團”串連省市156個群眾組織，組成“新雲南聯絡站”，積極進行奪權的准備。同時，昆明工學院“八.二三造反兵團”串連另外160多個群眾組織，組成“雲南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指揮部”，也在加緊進行奪權的准備。為了壯大自己的隊伍，雲南大學和昆明工學院都打出響亮的口號和醒目的標志。雲南大學以“炮兵團”為旗幟，昆明工學院以“八.二三”為旗號，竭力宣揚自己光榮的造反曆史。各地各單位的群眾組織，都想依附於一個具有光榮造反曆史的組織，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因此，雲南大學和昆明工學院的造反派可以一呼百應，雲行影從。全省範圍內很快形成“八派”和“炮派”兩大派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雲南大學和昆明工學院各自校內的兩派組織。雲南大學各系各班原先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少數派最積極的是班幹部們。當他們積極向班上的造反派組織靠攏時，受到已經成為多數派的造反派們的歧視和冷遇。這些保守派一氣之下成立“雲南大學八.二三戰鬥隊”，並與“八派”掛上鉤，成為雲南“炮派”大本營雲南大學內部的一股異己力量。昆明工學院亦然：那些文革初期當了保守派的班幹部，也被逼成立“昆明工學院炮兵團”，成為“八派”大本營昆明工學院內部的一股異己力量。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文革初期時，昆明工學院和雲南大學的老造反派們是同一條戰壕裏的戰友，同時遭受省市委的壓制和保守派的圍剿。為什麼他們不能聯合起來，非要分裂成兩大派呢？這些造反派組織的領導們當初沖破壓力挺身造反時，也許並未想到能夠奪權掌天下。當造反派真正開始奪權，他們的野心和權欲被誘發出來。如果聯合與自己旗鼓相當的昔日戰友，意味著自己只能奪到一半的權利。如果單獨動手，就可能奪到完整的大權，本派的大小頭目都可得到好處。一朝權在手，可把令來行，也不枉冒風險造反一場。這涉及一批人乃至一派人的重大利益。如果領導人不能審時度勢，引導大家去爭取利益，即使是最有資曆的老造反派，也將為本派群眾組織所拋棄。只要領導人能因勢利導地組織大家去奪取權利，即使當初是鐵杆老保也無所謂。“八派”的首領黃兆琪就是一例。他文革開始時是鐵杆的保守派，但是他能順應形勢，及時轉向，成為“八派”的首領，從而成為雲南文革史上的顯赫人物。在兩派內部，也曾發生過分歧。例如“八派”楊樹先[122]曾試圖拉攏幾個“八派”的組織，成立“八.二三工人造反總指揮部”（簡稱“八工總”）。他們想挑起昆明地區第三次大規模武鬥，決心消滅“炮派”，然後再討論建立省革委會的問題。“炮派”方面，原先擔任過“炮派”常委的馮廷波，因為赴京代表名額中沒有他而不滿意，試圖成立“炮派工人造反總指揮部”（簡稱“炮工總”）。由於響應者廖廖，陷於難產。無論是“炮工總”還是“八工總”，都對大學生領導雲南群眾運動極為不滿。他們都認為，應當由工人階級唱主角。此外，昆明醫學院的“炮派”領導人趙璋等人，串連一部分大中學校的炮派組織，成立“炮派第三造反司令部”（簡稱“炮三司”）[123]。此舉無非是對李毅和方向東等“炮派”領導人不滿，想要分道揚鑣罷了。但是曆史沒有給這些人機會，否則造反派的進一步分裂，會使派鬥更加複雜。關於造反派分裂的問題，在後面的章節會進一步討論。

1967年3月5日，雲南省軍管會正式成立。省軍管會成立後，立即認真學習貫徹中央關於軍隊支左的文件。軍管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在昆明以及整個雲南有成千上萬個群眾組織，究竟哪些是左派組織，哪些是右派組織或反革命組織？省軍管會經過調查，得出如下的觀點：參加“八派”組織的群眾，大多造反資曆較老，造反精神特別強，過火行動比較多。從人員構成上看，“八派”成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多，曆次政治運動中犯過錯誤、受過沖擊的人多。從年齡層次上看，該派年輕人居多。參加“炮派”組織的群眾大多造反資曆較淺，造反精神不足，其中不少組織與當權派和走資派暗中還有這樣那樣的聯系，有的組織幹脆是由官辦的保守組織改頭換面後轉變過來的。從人員構成上看，該派家庭出身以工人和貧下中農居多，老黨員、老模範、老積極分子多。從年齡層次上看，該派中年以上的人偏多。在此觀點的基礎上，省軍管會重點審查“八派”的幾個組織，將其中的15個組織內定為反革命組織。省軍管會內部也有派別，與軍管會主任有隙的一派把內定的情況捅給“八派”。“八派”立即做出反應。在省軍管會成立還不到10天的時間內，炮打軍管會副主任的大字報上街。該副主任被迫引咎辭職，從此離開雲南政治舞臺。文革是風雲變幻的年代，省軍管會的態度變化也特別快。省軍管會突然又宣布15個原定為反動組織是左派組織。這樣一來，“八派”和“炮派”兩大派都有氣。“八派”認為，軍管會一成立就想鎮壓造反派。現在不得不轉變立場，但是舊賬不能就這麼一筆勾銷。“炮派”則認為，軍管會是不負責任地亂表態，把反革命組織也算到左派一邊來了。已經開始分裂為兩大派的組織居然臨時聯合起來，采取統一行動。3月22日夜晚，兩大派一同查封實行軍管後的《雲南日報》。這是雲南造反派對省軍管會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沖擊，是對省軍管會權威的一次挑戰。從此以後，雲南省軍管會的威信和地位一日不如一日，直到它的終結。在奪權問題上，中央的態度很明確，要有效地奪權，必須聯合革命的領導幹部。雲南的兩派也開始尋找原先的幹部成為奪權的夥伴。“八派”開始時，打算支持省委書記處書記趙健民為革命幹部。但趙健民因為被黃兆琪指揮造反派戴高帽遊街，肚子裏一直憋著氣，不願意與“八派”合作。於是“八派”轉而支持省長周興。此時的周興還被造反派冷落在一邊，如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一見有“八派”願意支持，當然一拍即合，聯為一體。“八派”所支持的幹部是省長周興等人，“炮派”支持的是趙健民等人。

4月26日晚上，“炮派”召開有近10萬人參加的大會。會後“炮派”舉行遊行，結果遭到“八派”的伏擊，人員受到毆打，傷者多達200多人。這就是“四.二六事件”。該事件產生一個後果：原先一大批持騎牆態度，一派不得罪也不親近的幹部們，逐漸分化，加快向兩派靠攏。

滇西挺進縱隊

主条目：滇西挺进纵队

“四.二六事件”以後，昆明以及整個雲南地區陷入武鬥，武器從冷兵器發展到現代化的熱兵器，手槍、步槍、沖鋒槍、機槍和手榴彈皆有。更重要的是，雙方背後都有省委和軍區高層插手。12月中旬，昆明地區的“炮派”攻打位於該市西郊黑林鋪的“八派”的“一一.三零兵團”，取得勝利。該派打死對方百餘人，俘獲數百人。以前“炮派”受到打壓，此次勝利終於使“炮派”占了上風。如果“炮派”能見好就收，可以免受日後的災難。可是“炮派”卻以為可以趁勝前進，打通西線，支持滇西地區受壓制的“炮派”。1968年1月10日，“炮派”組織“滇西挺進縱隊”（簡稱“滇挺”），向滇西進發。1月14日，“滇挺”到達雲南重鎮下關。當地的地方部隊軍分區支持“炮派”，但是第14軍支持“八派”。作為地方部隊的軍分區，自然不是野戰軍14軍的對手，所以當地的“炮派”一直受氣。“滇挺”的到達使局勢發生逆轉，“八派”傷亡百餘人，並被趕出來，逃到14軍軍營避難。14軍向中央發出急電稱：“炮派”土匪武裝正在下關屠殺革命左派，妄圖打通西線叛國而去，請予緊急指示。“滇挺”接到省軍管會返回昆明的命令後即刻返昆，然而令他們預料不到的是，昆明軍區已經設下埋伏。3,000多名解放軍士兵在昆明軍區副司令魯瑞林的指揮下，在幹海子附近等待著前來送死的1,000多名“滇挺”成員。“滇挺縱隊”被打死200多人，其他全部被俘。經過刑訊逼供後，這些人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遣送回原籍監督管制。1月22日，雲南的兩派在中央的監督下，於北京達成停火交槍協議。

參加“八派”組織的群眾，家庭出身不好的多，曆次政治運動中犯過錯誤、受過沖擊的人多。從年齡層次上看，年輕人居多。參加“炮派”組織的群眾，家庭出身是工人和貧下中農的多，老黨員、老模範、老積極分子多。從年齡層次上看，中年以上的偏多。“八派”所支持的幹部是省長周興等人，“炮派”支持的是趙健民等人。“八派”的基層組織在“二月鎮反”中受到迫害。

劃線站隊

1968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军队将领谭甫仁任主任，兼任昆明军区政委。兩派在革委會中都有代表，“炮派”明顯處於弱勢。“炮派”保趙建民、打周興，结果趙建民被拿下，周興任省革委會副主任。譚甫仁明顯站在“八派”一邊。譚對“炮派”橫加指責，對“八派”給予全面肯定。譚甫仁搞的劃線站隊運動，與當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結合在一起。劃線站隊就是對每個群眾組織和每個人作考查，看其是否站在毛的革命路線上。換言之，是否站對了隊。省革委會成立後，“炮派”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譚甫仁等對“炮派”進行打擊。基層各單位成立革委會，如果沒有體現以“八派”為主就得不到批准，以保證領導權掌握在“八派”手中，甚至在工資待遇上也存在明顯的偏向。例如，在武鬥期間弱小的一派被迫離開原單位期間的工資補發問題上，“八派”可以如數補發，“炮派”則不予補發，還要交代那段時間到哪裏去了，是否充當趙健民的打手。1969年1月開始，雲南省革委會召開第七次省、市革委聯席會議，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為劃線站隊運動火上加油。省革委副主任李毅、省革委常委方向東等所有“炮派”的領導以及“炮派”所支持的軍隊和地方老幹部（如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省軍區政委張力雄、省軍區副司令員熊琨、李明、丁榮昌、朱家璧），全部被遊街示眾。據不完全統計，雲南的劃線站隊運動導致“炮派”方面非正常死亡人數達17,000人以上；因劃線站隊受迫害傷亡人數，是全省武鬥期間傷亡人數的20倍以上。1970年12月17日淩晨，譚甫仁被人暗殺。凶手是昆明軍區保衛科副科長王自正。王因為劃線站隊運動受到審查，被關在昆明軍區原戰俘管理所，王自正後來自殺身亡。

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着手推进云南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强调要反右倾，“加强敌情观念”。1969年1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划线站队”，讨论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

扩展阅读

资料

•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
•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档案馆编；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1950—1999）》，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12月。
• 当代云南编辑部，《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卓人政主编，《春风又暖彩云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6月，ISBN7-5059-4354-5。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内部出版，2005年5月。
• 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印，刘新育编，《历史的见证 云大“文革”史料选编》，云新出（2007）准印字080号。
• 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昆明历史大事记述（1949.12-1978.12）》，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周孜仁，《云南文革史稿》，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

回忆录

• 孙雨亭，《历史的选择：我的回忆》，自印书，1996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曾任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 万国祥，《风雨人生》，自印书，2005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昆明市委党校副校长。）
• 熊景明，《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云南大学学生。）
• 赖聪，《嬗变：我们的那个时代》，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昆明师范学院附小三年级学生。）
• 刘殷农，《一个幸存者的自白》，自印书，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