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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介绍中国云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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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其省会昆明为中心。

中共云南省委（以下简称“省委”）于1966年5月8日决定：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成立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该小组由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的高治国任组长。高治国提议（并经云南省委书记处通过），抛出《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为替罪羊，将其定性为北京“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省委抛出高治国以保全云南省委。批判高治国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由云南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尤正发等人在6月29日写的。高治国升任省委宣传部长之前，曾经任过云南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治国离开云南大学之前，把尤从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提拔为校政治部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等人以加强领导为名，向省内几个主要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阎声称，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说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至20%可以清洗。根据他的指示，各地组织大批工作组，集中整训中小学教师，把大批教师打成“反革命”。云南省委在控制各大专院校运动时，抛出几个闻名的“右派”（如云南大学的李广田），把斗争矛头指向普通的干部和群众。据统计，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医学院5所高等院校的3,470名干部及教职工中，被大字报点名的达1,867人，占53.7%。8月18日，毛接见红卫兵。19日，云南大学物理系学生曹齐康和保荣卿贴出大字报，指责揪斗高治国是省委“舍车马，保将帅”的阴谋。该大字报的攻击目标指向省委，省委立即组织上千人的大字报围攻，说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就在曹、保二人被围攻，以至于曹不得不向校党委和工作组俯首投降之时，云南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方向东挺身而出。在全校貌似轰轰烈烈实则万马齐喑的高压下，方向东写出一份同情曹和保的大字报。方向东在大字报中非议对曹、保的围攻，主张平等待人，以理服人，让人讲话，进行真正的大辩论。霎时间，全校师生的大字报矛头又都指向方向东。于是方向东成为众矢之的，日子异常难过。

8月20日，毛的《炮打司令部》以文件发到云南，中央要求立即传达。省委扣压该文件，并未及时传达。省委认为，现在学校闹得很厉害，机关再乱起来可不得了，毛的大字报被扣压100多天。8月23日，在北京南下串联队的支持下，昆明工学院（简称“昆工”）等校的学生到省委礼堂集会，提出“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云南的群众运动正式揭开帷幕。省委表面上表示欢迎，暗地里准备把“八.二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说这是类似匈牙利事件的小政变。由于昆明工学院参加造反的学生人数众多，省委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让他们全部外出串连，其它各高校的学生也先后走掉一半以上。云南大学和其它高校的造反派（不幸的是，他们是少数派）被勒令不准外出，留在校内受到打击。然而在客观上，这样做却保证了除昆明工学院工以外昆明各高校造反派力量的完整。继续炮轰省、市委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云南大学和其它高校少数派的身上。8月26日，在省委的支持下，“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召开成立大会，省委派官员出席这次大会。大会选定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朱家壁少将的女儿、昆明第八中学的女生朱勉生为总队长，聘请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许志奋为总辅导员。显然，这是一个以保卫省委为目标的保守派组织。云南大学的少数派和昆明地区其它高校的少数派，具有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气概。与发起“八·二三风暴”时的造反派相比，虽然间隔不算长，这些少数派显得成熟多了。他们开始懂得唤起民众的重要性，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各高校，而是小心谨慎地深入到“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控制得最厉害的一些中学和中专学校里。他们在那里发展了为数可观的一批造反派，并在工厂和机关里也赢得一批同情者。在认为已经具备一定力量的时候，他们发起对省市委的第二次大冲击。9月14日，在北京学生及其它外地学生的鼓动和支持下，云南大学少数派串连云南各高校及中专中学生共1,700多人，组织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游行。游行队伍首先冲击云南省委的机关报《云南日报》社，继而冲击省委机关大院并进驻省委礼堂，点名要见省委书记阎红彦。这是继“八·二三风暴”之后的一次规模更大，口号更为响亮，游行者的来源更加广泛的一次造反活动。这就是在云南文革史上被称为“九.一四狂飙”的造反行动。保守派垮台之后，“八·二三事件”成为云南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标志和旗帜（简称“八·二三派”、“八派”）。“九·一四事件”成为云南另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标志和骄傲（简称“炮派”）。

在上海“一月革命”影响下，1967年1月中旬，“云南大学炮兵团”串连省市156个群众组织，组成“新云南联络站”，积极进行夺权的准备。同时，昆明工学院“八.二三造反兵团”串连另外160多个群众组织，组成“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也在加紧进行夺权的准备。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云南大学和昆明工学院都打出响亮的口号和醒目的标志。云南大学以“炮兵团”为旗帜，昆明工学院以“八.二三”为旗号，竭力宣扬自己光荣的造反历史。各地各单位的群众组织，都想依附于一个具有光荣造反历史的组织，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因此，云南大学和昆明工学院的造反派可以一呼百应，云行影从。全省范围内很快形成“八派”和“炮派”两大派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云南大学和昆明工学院各自校内的两派组织。云南大学各系各班原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少数派最积极的是班干部们。当他们积极向班上的造反派组织靠拢时，受到已经成为多数派的造反派们的歧视和冷遇。这些保守派一气之下成立“云南大学八.二三战斗队”，并与“八派”挂上钩，成为云南“炮派”大本营云南大学内部的一股异己力量。昆明工学院亦然：那些文革初期当了保守派的班干部，也被逼成立“昆明工学院炮兵团”，成为“八派”大本营昆明工学院内部的一股异己力量。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文革初期时，昆明工学院和云南大学的老造反派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时遭受省市委的压制和保守派的围剿。为什么他们不能联合起来，非要分裂成两大派呢？这些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们当初冲破压力挺身造反时，也许并未想到能够夺权掌天下。当造反派真正开始夺权，他们的野心和权欲被诱发出来。如果联合与自己旗鼓相当的昔日战友，意味着自己只能夺到一半的权利。如果单独动手，就可能夺到完整的大权，本派的大小头目都可得到好处。一朝权在手，可把令来行，也不枉冒风险造反一场。这涉及一批人乃至一派人的重大利益。如果领导人不能审时度势，引导大家去争取利益，即使是最有资历的老造反派，也将为本派群众组织所抛弃。只要领导人能因势利导地组织大家去夺取权利，即使当初是铁杆老保也无所谓。“八派”的首领黄兆琪就是一例。他文革开始时是铁杆的保守派，但是他能顺应形势，及时转向，成为“八派”的首领，从而成为云南文革史上的显赫人物。在两派内部，也曾发生过分歧。例如“八派”杨树先[122]曾试图拉拢几个“八派”的组织，成立“八.二三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八工总”）。他们想挑起昆明地区第三次大规模武斗，决心消灭“炮派”，然后再讨论建立省革委会的问题。“炮派”方面，原先担任过“炮派”常委的冯廷波，因为赴京代表名额中没有他而不满意，试图成立“炮派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炮工总”）。由于响应者廖廖，陷于难产。无论是“炮工总”还是“八工总”，都对大学生领导云南群众运动极为不满。他们都认为，应当由工人阶级唱主角。此外，昆明医学院的“炮派”领导人赵璋等人，串连一部分大中学校的炮派组织，成立“炮派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炮三司”）[123]。此举无非是对李毅和方向东等“炮派”领导人不满，想要分道扬镳罢了。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些人机会，否则造反派的进一步分裂，会使派斗更加复杂。关于造反派分裂的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会进一步讨论。

1967年3月5日，云南省军管会正式成立。省军管会成立后，立即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军队支左的文件。军管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昆明以及整个云南有成千上万个群众组织，究竟哪些是左派组织，哪些是右派组织或反革命组织？省军管会经过调查，得出如下的观点：参加“八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老，造反精神特别强，过火行动比较多。从人员构成上看，“八派”成员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的人多。从年龄层次上看，该派年轻人居多。参加“炮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浅，造反精神不足，其中不少组织与当权派和走资派暗中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组织干脆是由官办的保守组织改头换面后转变过来的。从人员构成上看，该派家庭出身以工人和贫下中农居多，老党员、老模范、老积极分子多。从年龄层次上看，该派中年以上的人偏多。在此观点的基础上，省军管会重点审查“八派”的几个组织，将其中的15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省军管会内部也有派别，与军管会主任有隙的一派把内定的情况捅给“八派”。“八派”立即做出反应。在省军管会成立还不到10天的时间内，炮打军管会副主任的大字报上街。该副主任被迫引咎辞职，从此离开云南政治舞台。文革是风云变幻的年代，省军管会的态度变化也特别快。省军管会突然又宣布15个原定为反动组织是左派组织。这样一来，“八派”和“炮派”两大派都有气。“八派”认为，军管会一成立就想镇压造反派。现在不得不转变立场，但是旧账不能就这么一笔勾销。“炮派”则认为，军管会是不负责任地乱表态，把反革命组织也算到左派一边来了。已经开始分裂为两大派的组织居然临时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3月22日夜晚，两大派一同查封实行军管后的《云南日报》。这是云南造反派对省军管会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冲击，是对省军管会权威的一次挑战。从此以后，云南省军管会的威信和地位一日不如一日，直到它的终结。在夺权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很明确，要有效地夺权，必须联合革命的领导干部。云南的两派也开始寻找原先的干部成为夺权的伙伴。“八派”开始时，打算支持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为革命干部。但赵健民因为被黄兆琪指挥造反派戴高帽游街，肚子里一直憋着气，不愿意与“八派”合作。于是“八派”转而支持省长周兴。此时的周兴还被造反派冷落在一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一见有“八派”愿意支持，当然一拍即合，联为一体。“八派”所支持的干部是省长周兴等人，“炮派”支持的是赵健民等人。

4月26日晚上，“炮派”召开有近10万人参加的大会。会后“炮派”举行游行，结果遭到“八派”的伏击，人员受到殴打，伤者多达200多人。这就是“四.二六事件”。该事件产生一个后果：原先一大批持骑墙态度，一派不得罪也不亲近的干部们，逐渐分化，加快向两派靠拢。

滇西挺进纵队

主条目：滇西挺进纵队

“四.二六事件”以后，昆明以及整个云南地区陷入武斗，武器从冷兵器发展到现代化的热兵器，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和手榴弹皆有。更重要的是，双方背后都有省委和军区高层插手。12月中旬，昆明地区的“炮派”攻打位于该市西郊黑林铺的“八派”的“一一.三零兵团”，取得胜利。该派打死对方百余人，俘获数百人。以前“炮派”受到打压，此次胜利终于使“炮派”占了上风。如果“炮派”能见好就收，可以免受日后的灾难。可是“炮派”却以为可以趁胜前进，打通西线，支持滇西地区受压制的“炮派”。1968年1月10日，“炮派”组织“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向滇西进发。1月14日，“滇挺”到达云南重镇下关。当地的地方部队军分区支持“炮派”，但是第14军支持“八派”。作为地方部队的军分区，自然不是野战军14军的对手，所以当地的“炮派”一直受气。“滇挺”的到达使局势发生逆转，“八派”伤亡百余人，并被赶出来，逃到14军军营避难。14军向中央发出急电称：“炮派”土匪武装正在下关屠杀革命左派，妄图打通西线叛国而去，请予紧急指示。“滇挺”接到省军管会返回昆明的命令后即刻返昆，然而令他们预料不到的是，昆明军区已经设下埋伏。3,000多名解放军士兵在昆明军区副司令鲁瑞林的指挥下，在干海子附近等待着前来送死的1,000多名“滇挺”成员。“滇挺纵队”被打死200多人，其他全部被俘。经过刑讯逼供后，这些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遣送回原籍监督管制。1月22日，云南的两派在中央的监督下，于北京达成停火交枪协议。

参加“八派”组织的群众，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的人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年轻人居多。参加“炮派”组织的群众，家庭出身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多，老党员、老模范、老积极分子多。从年龄层次上看，中年以上的偏多。“八派”所支持的干部是省长周兴等人，“炮派”支持的是赵健民等人。“八派”的基层组织在“二月镇反”中受到迫害。

划线站队

1968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军队将领谭甫仁任主任，兼任昆明军区政委。两派在革委会中都有代表，“炮派”明显处于弱势。“炮派”保赵建民、打周兴，结果赵建民被拿下，周兴任省革委会副主任。谭甫仁明显站在“八派”一边。谭对“炮派”横加指责，对“八派”给予全面肯定。谭甫仁搞的划线站队运动，与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合在一起。划线站队就是对每个群众组织和每个人作考查，看其是否站在毛的革命路线上。换言之，是否站对了队。省革委会成立后，“炮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谭甫仁等对“炮派”进行打击。基层各单位成立革委会，如果没有体现以“八派”为主就得不到批准，以保证领导权掌握在“八派”手中，甚至在工资待遇上也存在明显的偏向。例如，在武斗期间弱小的一派被迫离开原单位期间的工资补发问题上，“八派”可以如数补发，“炮派”则不予补发，还要交代那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是否充当赵健民的打手。1969年1月开始，云南省革委会召开第七次省、市革委联席会议，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为划线站队运动火上加油。省革委副主任李毅、省革委常委方向东等所有“炮派”的领导以及“炮派”所支持的军队和地方老干部（如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省军区副司令员熊琨、李明、丁荣昌、朱家璧），全部被游街示众。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划线站队运动导致“炮派”方面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7,000人以上；因划线站队受迫害伤亡人数，是全省武斗期间伤亡人数的20倍以上。1970年12月17日凌晨，谭甫仁被人暗杀。凶手是昆明军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王因为划线站队运动受到审查，被关在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王自正后来自杀身亡。

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着手推进云南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强调要反右倾，“加强敌情观念”。1969年1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划线站队”，讨论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

扩展阅读

资料

•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
•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档案馆编；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1950—1999）》，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12月。
• 当代云南编辑部，《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卓人政主编，《春风又暖彩云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6月，ISBN7-5059-4354-5。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内部出版，2005年5月。
• 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印，刘新育编，《历史的见证 云大“文革”史料选编》，云新出（2007）准印字080号。
• 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昆明历史大事记述（1949.12-1978.12）》，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周孜仁，《云南文革史稿》，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

回忆录

• 孙雨亭，《历史的选择：我的回忆》，自印书，1996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曾任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 万国祥，《风雨人生》，自印书，2005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昆明市委党校副校长。）
• 熊景明，《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云南大学学生。）
• 赖聪，《嬗变：我们的那个时代》，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昆明师范学院附小三年级学生。）
• 刘殷农，《一个幸存者的自白》，自印书，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