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學
明朝文學是對明朝(1368年—1644年)的文學狀態的概括。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族封建王朝,同時期也是封建社會沒落,資本主義興起的時期。明朝是中國傳統高雅文學衰落,通俗大眾化文學興盛的時期,其中以「長篇小說」最為輝煌奪目。[1][2][3][4]
背景
[編輯]文學的發展離不開時代背景,明朝文學也是如此。
政治
[編輯]明朝朱元璋開國初期,他極力鞏固皇權、強化中央集權,廢除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建立「吏、戶、禮、兵、刑、工」內閣六部,各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建立「錦衣衛」(秘密警察制度),秘密逮捕反對者,監視朝中大臣,實行恐怖的特務統治。[5]:176
經濟
[編輯]明朝初年,連年戰亂民不聊生,朱元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經濟陸續恢復和發展,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使得商業和手工業迅速崛起。
思想文化
[編輯]明朝朱元璋上台以來,實行「愚民政策」,刪除《孟子》一書中的部分「民主」思想章節,大力主張「程朱理學」,中後期,民間思想解放運動興起,王陽明的「心學」大放光芒,王艮、李贄的「左派王學」席捲時代潮流,與官方思想抗衡。[5]:176
明朝教育制度是「八股取士」,鉗制知識分子思想,荼毒知識分子靈魂,打壓民主進步思想。[5]:176
明朝繼承了北宋以來的「文字獄」,對文化實行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壓制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抗。[5]:176
社會
[編輯]明朝社會矛盾有兩條主軸,一是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即「黨爭」,尤其是「東林黨」和「邪黨」之爭,後來又是「復社」和魏忠賢的「閹黨」之爭。[5]:176另一條主軸是民間的階級鬥爭,貪官、宦官腐敗導致了民間群眾的日益不滿和造反起義,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推翻了這個沒落王朝。[5]:176
各體裁
[編輯]小說
[編輯]中國各朝代的「小說」發展非常緩慢,直到明朝才壯大成為文學的主流,取代「詩歌」的霸主地位。[5][1][2][3]中國小說最早可於追溯到魏晉時期,宋元話本是小說的興起的前奏,明朝長篇小說主要是「章回體小說」,與世界長篇小說不同,它即豐富了中國文化,也豐富了世界文化。[5]
中國上古神話、傳說和秦漢史學、人物傳記著作為明朝小說的興起奠定了基礎。[1][2][3][4]魏晉志怪、志人小說的誕生,開啟了中國古典小說的開端。[5]
唐朝「唐傳奇」文學的開啟,豐富了古典小說的形式,之前的小說都是片言隻語,取材於神話、傳說,記錄方式是「筆記」、「寓言」,其輪廓簡單、體制短小、形象模糊,只是小說的雛形,並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小說。[5]唐朝「傳奇」文學的誕生,標誌著小說開始成熟。宋元話本則實現了語言的革新,以前都是文言文,話本更多的是白話。[5]
明朝和清朝長篇章回體小說標誌著中國古典小說走向大繁榮和巔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白話文長篇小說興起,則標誌著古典小說的沒落。[5][1][2][3][4]
中國古典小說分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通俗小說)。[5]明朝的白話小說空前繁榮,短篇小說集有馮夢龍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恆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後世也稱「擬話本小說」,這些作品的出現,標誌著白話短篇小說的繁榮。[5][1][2][3][4]
明朝長篇小說分為四大類:《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歷史演義小說;《水滸傳》為代表的英雄傳奇小說;《西遊記》為代表的神話小說;《金瓶梅》為代表的世情小說。其中,《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又被譽為「四大奇書」。[5][1][2][3][4]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只有一個體制,就是「章回體」,由講史話本演變而來。[5]宋朝話本分為四大類:說經、小說、合生、講史,只有講史發揚光大了。[5]現存宋朝話本有《全相平話五種》、《七國春秋平話》,每次到結束的時候總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引起懸念,吊觀眾胃口。這種形式也被引入到了明朝的長篇小說里。[5]
明朝中期後,章回體小說更加成熟,內容更加擴大,藝術上更加細膩、文采,語言更加口語化、通俗化。[5][6]回目上也由最早的單句到參差不齊的雙句再到對仗工整的雙句,標誌著章回體長篇小說的成熟,其創作特徵主要是:
- 題材奇巧深廣,情節曲折完整。
題材具有傳奇性、偶然性、縱向和橫向範圍很深,寫奇特的事件、傳奇的人物,講述人生和命運。[5]明朝之前的小說一味地追求「離奇」,明朝之後,講究「奇、巧」,把事物的偶然和必然聯繫起來,就更加能吸引觀眾和讀者。[5]小說家也更加注重描寫「社會生活」,小說體現了小說家對於社會生活的深刻體驗,無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都隱含著明朝社會的方方面面。[5]
明朝小說情節的形式是:組織上以「人」或「事」為線索;情節結構上,有「單線平行」、「雙線平行」或「多線平行」;情節過程更加完整,包括開端、發展、高潮、結局。[5]
- 動態人物刻畫
「以動傳神」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顯著特徵。人物的刻畫必須要有「言」和「行」,才能生動活潑,即使不寫其姓名,一閱讀對他的言行描述,就可以看出其是「某人」。[5]明朝古典長篇小說的突破就是「心理描寫」,展現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想法,如《金瓶梅》。[5]
- 語言通俗
明朝長篇小說講究語言通俗,重視口語化,具有明快、洗鍊、幽默、生動、傳神的特徵,這是文言不及的。其次,通俗化的語言更加能烘托氛圍、建立意境。[5]明朝長篇小說並非完全丟掉文言的使用,在《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裡,可以看到詩詞或韻文的使用,它們典雅富麗,有文白相間、相映成趣的藝術魅力。[5]
- 藝術手法
明朝長篇小說既有浪漫主義,也有現實主義,並且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代表性作品是浪漫主義長篇小說《西遊記》,現實主義長篇小說《金瓶梅》。[5]
戲劇
[編輯]明朝的戲劇分為「雜劇」和「傳奇」。[5][1][2][3][4]明朝雜劇是元朝雜劇的餘波,總體上是在走向衰落;傳奇從宋元南戲上發展而來,到明朝中期進入全盛時期。明朝傳奇代表了明朝戲劇的最高成就。[5][1][2][3][4]
雜劇
[編輯]雜劇的全盛時期是元朝,到了明朝是強弩之末,明朝雜劇雖然有劇目500多種,劇本家100多人,但是從數量上和藝術成就上,無法和元朝雜劇企及。[5]
明朝雜劇比元朝雜劇有突破,結構方面,它突破了元朝雜劇「四折一楔子」的體制,明朝雜劇有五折、八折的、一折的等等、體制更加自由;劇目的題名上,有的在第一折之前,有的是「副末開揚」的南戲形式;音樂方面,元朝雜劇只用北方曲調,明朝兼用南、北曲調,演唱方面,元朝雜劇是一人主唱到底,明朝雜劇有對唱、輪唱、合唱。[5]
明朝雜劇分為二個時期,以明武宗正德年間作為分界線。[5]前期是統治階級的附庸,沒有現實內容,純粹歌功頌德,充滿了道德說教,代表性人物是:朱有燉、賈仲明、王子一、劉東生,代表性作品有:《黑旋風仗義疏財》、《關雲長義勇辭金》。第二個時期的明朝雜劇則非常優秀,代表性人物有:康海、王九思、徐渭,康海的《中山狼》、王九思的《杜甫遊春》,借古諷今、鞭撻社會黑暗、抨擊腐敗當局。[5]徐渭的《四聲猿》是明朝雜劇的最高成就,被譽為「明曲第一」,它由四個獨立的劇目組成,《狂鼓吏》(祢衡)、《玉蟬師》(月明和尚度柳翠)、《雌木蘭》(花木蘭)、《女狀元》(黃春桃)。《四聲猿》取自古代巴蜀民謠「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有悲憤、輕禮法、疾世俗的精神,語言豪邁奔放。[5]
傳奇
[編輯]明朝傳奇是在南戲的基礎上,吸收北曲雜劇的唱腔形成的,篇幅宏大、題材廣闊、情節曲折、詞采豐富、人物生動;結構上,明朝傳奇分「出」,和雜劇的「折」相同,一般是四五十「出」,或者百多「出」,分上下「本」;音樂上,吸取了雜劇同宮曲子聯套的方式,雜劇唱北曲,南戲唱南曲,但是明朝傳奇是南北曲都唱,同時,傳奇不受雜劇「一折一宮調」的限制,可以「借宮犯調」、「換韻」;表演上,傳奇各種角色都可以唱,演唱方式也豐富。[5][1][2][3][4]
傳奇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戲劇的進步和成熟,它占據了明朝和清朝的戲劇舞台,被後人譽為「明清傳奇」。[5][1][2][3][4]
明朝傳奇的分界線是嘉靖時期,前期的傳奇和雜劇一樣,被統治階級用來宣揚禮教、輔助朝綱、文辭典雅,但是脫離社會勞苦大眾,嘉靖之後,傳奇走入民間,進入全盛時期,出現了「三大傳奇」、「三大戲劇流派」。[5]三大傳奇是《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5]三大戲劇流派是:以湯顯祖為代表是「臨川派」,強調內容、講究文采、反對格律,又名「文采派」;以沈璟為代表的「格律派」,講究格律,有「因律害文」的弊端;以梁辰魚為代表的「崑山派」,講究音韻和語言的通俗,有「詞藻堆砌」的弊端。[5]湯顯祖的傳奇是明朝傳奇的代表,《牡丹亭》是明朝傳奇的最高成就。[5]
詩歌
[編輯]明朝的詩歌和文章一同進入了衰落時期,遠比明朝小說、戲劇遜色。[5][1][2][3][4]
明朝初期的元朝遺民宋濂、劉基(劉伯溫)、高啟等,講究現實主義,追求反映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成就較高,三人被譽為「明初詩文三大家」。[5]明朝中期的楊士奇、楊榮、楊溥的「台閣體」,詩歌追求歌功頌德、讚美太平盛世,只是富貴地主階級玩弄文字風雅的工具,進入了「形式主義」。[5]明朝末年,于謙、戚繼光、顧炎武、陳子龍、夏完淳等人的詩歌,具有剛健之氣,飽含民生疾苦、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光輝,含有真情實感和時代精神。[5]
文章
[編輯]明朝的文章成就不高,整個明朝一直陷入了「復古」與「反復古」的爭論,毫無「時代創新精神」。[5][1][2][3][4]明朝的文章模來仿去,一直沒有描寫現實生活,同時缺乏創新精神,給後世文學帶來不利影響,間接促成了清朝「考據派」的興起。[5]明朝的「小品文」發達,代表人物有張岱,同時明朝的山水遊記值得一閱,尤其是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5]
明朝洪武年間道統文學盛行,宋濂、劉基為主要代表。在《文原》一文中,宋濂強調了文章並非是「辭翰之文」,而是道「象」的顯現。其在《白雲稿序》也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7]:296劉基的散文相較於宋濂則更多的體現了傳統儒學中積極的部分,更多的是以故事論說政治,用質樸的語言反映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並不過於注重文章的文學性[7]:297。
明朝中期「復古派」盛行,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派」,反對「台閣體」,提出復古來改變文風,「詩宗杜甫、文崇韓、柳(韓愈、柳宗元)」,側重形式、追求古雅。[5][8]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和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提出「詩必盛唐、文必秦漢」的復古主張,取代了「台閣體」的社會地位。[5]以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則推崇唐朝和宋朝的古文,肯定了「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和貢獻,但是也陷入了「形式主義」,對後世沒有什麼重大影響。[5][9]
明朝中後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反對「貴古賤今」和「模仿古人」,提出文章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給了「復古派」沉重打擊,具有時代進步意義,但是他們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和犧牲精神,只注重形式創新,描寫個人遊歷感受、感情等,不去描述民間勞苦大眾的疾苦,使得題材單薄,內容狹窄。[5]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繼承了公安派的理論,提出「幽深孤峭」的文風觀點,來糾正公安派的「浮淺輕率」弊端,但是矯枉過正,反而更加狹窄,更加沒有時代創新精神。[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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