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罪
反革命罪（crimes of counterrevolution）是刑法上最嚴重的一類犯罪。通常是指以推翻現政權為目的的行為。「反革命」一詞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後出現的。但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中，一般不使用「反革命罪」，而用內亂罪、外患罪等罪名。
歷史
[編輯]蘇聯
[編輯]蘇聯在十月革命後不久的俄國內戰期間，於1917年11月22日（公曆12月5日）發佈「人民委員會有關法院第一號令」：「為了打擊反革命力量，維護革命，與土匪、奸商，以及商人、工業大亨、職員等人的破壞行動與其他敵對行動進行鬥爭而成立工農革命法庭」。[1][2][3]普通犯罪（竊盜、殺人、民事糾紛）由人民法院負責審理，而反革命罪由革命法庭負責審理，雖然實際上有時人民法院也審理反革命罪。革命法庭的法官由蘇維埃選舉，未必有法學知識，在1922年之前也無法律可依，只能依政府命令與革命意識判決。[4]當時全俄各地有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1000多個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5][6]
| 年份 | 平民革命法庭 | 軍事革命法庭 | 運輸革命法庭 |
|---|---|---|---|
| 1918 | 12,223 | ||
| 1919 | 17,501 | 25,643 | |
| 1920 | 33,097-41,206 | 167,162 | 9,596 |
| 1921 | 35,111-44,944 | 91,830 | 9,958 |
| 1922 | 36,551-45,811 | 45,540 | 27,200 |
中國
[編輯]中華民國
[編輯]中華民國法律中以「反革命」為名或與之有關的法規，以刑事法規為大宗；刑罰中的「反革命」相當於北洋政府時期的「內亂罪」，或所謂的「叛國」、或今日的「間諜」、「洩漏國家機密」。明確將反革命作為一種罪行的法律是1927年2月9日武漢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簡稱「武漢聯席會議」）第22次會議正式審議通過《反革命罪條例》，[7]它規定：「凡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推翻國民革命之權力，而為各種敵對行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結軍隊，或使用金錢，而破壞國民革命之政策者，均為反革命行為。」武漢臨時聯席會議速記錄清楚顯示，《反革命罪條例》的出台，完全是為審判北洋湖北督軍陳嘉謨和武昌守將劉玉春而制訂。1927年2月17日《蔣介石日記》記載：「六時半起床，靜坐，批閱，會客。下午看書，會客。漢口聯席會定反革命罪各則，以及各種宣傳，對余與靜江兄攻擊，幾無完膚，名余為獨裁制，名靜為昏庸，除CP以外，無一非反革命，必欲使我黨黨員各個擊破殆盡。所恨者，本黨黨員諂奉、卑污、趨炎附勢、執迷不悟之徒，其罪惡比敵尤甚也。」1927年2月19日，蔣中正在南昌的民眾集會上發表演講：「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義就是這樣，誰要反對我革命的，誰就是反革命！」 [8]
1928年3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註 1]，對反革命罪做了更細緻的規定，然而各款內容大體延續。[9]
1929年12月31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了《反革命案件陪審暫行法》，並於同日施行。該法賦予國民黨地方黨部上訴權，即國民黨地方黨部對於法院所判之「反革命案件」的第一審判決不服的，可於上訴期間內要求檢察官上訴於上級法院。該法第三條規定「發回或發交更審時，得因黨部之聲請付陪審評議」，由國民黨員組成「陪審團」，對該案作出「有罪」「無罪」或「犯罪嫌疑不能證明」的答覆，法院必須根據這個答覆作出判決。劉恆妏在論文中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在「反革命案件」審理程序中，特別採行了陪審制度，而此「黨員陪審制」，限定「25歲以上的中國國民黨員」具有陪審員資格，仰賴黨員對黨的忠誠與對黨義的認知，去定義反革命。[10]
中國國民黨方面雖然在1931年初廢止相關法令，而代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然而，刑事法規中的「反革命」刑罰仍舊存在，並且，由於「危害民國」與「反革命」法規上的延續以及審判案例的便利考量，《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頒行後，《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在司法上照舊有效，雖廢猶存。中國共產黨沿用了這個做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34年4月8日公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11]
中華人民共和國
[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1年2月20日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第十一次會議批准後，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12]反革命罪是處治最嚴厲的法律罪名。[13]1950年代初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共捕了262萬餘人，其中處決反革命分子71.2萬餘人。[14][15]根據《爭鳴》雜誌引述「內部調查」結果，文革期間「十三萬五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16]
1979年7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把反革命罪規定在分則第一章，並在第90條為反革命罪規定了如下的定義：「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都是反革命罪。」後來，隨着政權穩固、社會發展，「反革命」一詞已不符合國情；1997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了該罪名，並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取而代之。而199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8條，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2016年3月2日，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稱1983年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4條仍有「反革命」字樣，已不符合現時國情，建議刪除[17]。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刪除了與反革命有關的內容[18]。
注釋
[編輯]- ^ 除此版本外，另有1928年2月29日時先行公布之版本，與1928年3月9日公布、《國民政府公報》上之條文有部分文字不同。該法實際公布日，當以3月9日為准。先行公布之版本見諸：一日、一葦，《反革命治罪法 條文已公布》，《晨報》，北京，1928年3月7日，第3版。
參考文獻
[編輯]- ^ Revolutionary Tribunals. thefreedictionary.com. [2017-09-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9-03）.（英文）
- ^ Decree establishing 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 (1918). Alpha History. [2017-09-03].（英文）
- ^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Правда и домыслы о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в России [1917年的革命。 1917年俄羅斯革命的真相和猜測]. [2017-09-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9-03）.（俄文）
- ^ 4.0 4.1 Matthew Rendle. Quantifying Counter-Revolution: Legal Statistics and Revolutionary Justice during Russia’s Civil War, 1917–1922. Europe-Asia Studies. 2016, 68 (10): 1672–1692 [2017-09-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17）.（英文）
- ^ 陳奎德; 王康. 歷史歧途：十月革命99年. 自由亞洲電台. 2016-11-11 [2017-09-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9-03）.
- ^ 羅慰年 （William Luo）. 半资本论 （Semi-Capital）(第五版): 半资本主义与中国 （Semi-Capitalism in China）. 世界華語出版社. 2016-04-25: 194. ISBN 978-1-940266-12-1.
- ^ 《昨日中央聯席會通過之反革命罪條例》，《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2月10日，第1張新聞第2頁。
- ^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 ^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制定「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年3月9日），《國民政府公報》（1929年3月，南京）第39卷第3期，頁2-4。
- ^ 劉恆妏，《革命／反革命──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的法律論述》，頁290。
- ^ 吳奇英，《中共專政下的反革命份子》（臺北：韋柏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年），頁381-387。
- ^ 吳奇英，《中共專政下的反革命份子》（臺北：韋柏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年），頁389-393。
- ^ 高全喜. 政治宪法学纲要. 中央編譯局. 2015-06-05: 97. ISBN 9787511720788.
- ^ 镇反毛泽东嫌杀人少 定指标千分之一终超过. 2012-08-17. 中國文化傳媒網. [2013-1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9-03）.
- ^ 镇反运动各地处决人数有指标. 2013-10-03. 多維新聞. [2013-1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9-04）.
- ^ 宋永毅. 文革五十年: 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 明鏡出版社. 2016年: 79. ISBN 978-1-63032-898-6.
- ^ 这部法里还有“镇压反革命”，代表建议删除. 澎湃新聞網. 2016年3月3日 [2016年3月3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年9月30日）.
- ^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理念、原则与职能. 正義網. 2018-11-03 [2018-11-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1-04）.
